首先，考古人员在墓葬内的一个小的壁龛上发现了一只白色瓷碗。

这只瓷碗烧制精细，釉色透亮白皙。现代考古证明，唐代的白瓷窑址和瓷器多发现于中国北方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长江以南则很少见，因此素有“南青北白”之说，即北方以生产白瓷为主，南方仍以生产青瓷为主。

白瓷属于高档细瓷，是瓷器中的精品，主要是被当时的贵族所使用。目前，在福建省内的考古挖掘中，还很少发现过此类的文物，表明这个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瓷碗的发现也推翻了先前有人推测这个墓葬可能是空穴的说法。

可墓主人究竟是谁？与东侧墓葬中的陈元通又是什么关系呢？考古人员心中的疑问越来越重了。可就在这时，大家忽然发现墓室内一些东倒西歪的罐子上有破损的痕迹。如果不是被人动过，这一切又是怎样造成的呢？郑东在仔细观察后发现了原因。

一场虚惊过后，考古人员开始按照考古发掘的操作规程，从墓葬的墓门一点一点向里面清理。在清理到棺床的时候，发现里面的尸骨和东侧墓葬的一样已经完全腐烂。但在棺床里又发现了铜镜、银錾和银筷子等器物。铜镜和银錾这些都是女性所用的器物，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呢？莫非墓主人是一位女性？

在这座墓葬发掘之前，靳维柏就发现真身墓葬的位置要比西侧衣冠冢靠前。当时，他就曾思考过这个问题。这时，他找到了一种答案似乎可以来解释这种现象，那就是古代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影响了墓葬的位置。也就是说，西侧这座靠后的墓葬，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女性。

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考古人员在棺床旁边的泥土中发现了一件特殊的东西。

银碗的制作非常精致，底部四周是联珠纹，中间有两尾栩栩如生的摩羯鱼。这件银碗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而这种奇特的摩羯鱼又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

据专家介绍，我国古代许多器物上都有这种鱼的形象。在古代印度绘画和一些雕刻工艺品上也常常出现这种鱼的形象。这种奇异的鱼，鼻子特别长，而且呈弯曲状，有非常大的背鳍。据说，这是一种水中之神，印度人则把它当做圣物。

显然，这只银碗在制作工艺方面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地理位置偏南的厦门岛发现这样的银碗也实属罕见。至于这只银碗的产地，根据郑东推测，应该是来自于中原地区。

紧接着，考古人员又在墓葬中发现了一件双系罐。这是唐代长沙窑所烧制的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器物。有专家研究认为，长沙窑兴起于公元8世纪中叶，当时的产品主要是用于外销，进入宋代以后，这种产品才开始衰落。在以往厦门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还从未发现过此类器物。那么，这个双系罐又是从何而来呢？

在接下来的清理工作中，考古人员在墓室的一角发现了这块石板状的东西。经辨认正是他们希望获得的又一块墓志铭。这个发现，让当时所有在场的人又一次感到了兴奋。

墓志铭的质地为青斗石，上面的文字初步统计有200多字，有些字迹已不大清楚。为了尽快弄清这位墓主人身份，考古人员迅速拂去墓志铭上的尘土，根据铭文，他们首先辨认出“唐故陈府君汪夫人墓志”的字样，也就是说这座墓葬的主人是汪夫人。

在随后对铭文的进一步辨认中，考古人员发现，这位汪夫人不是别人，正是陈元通的第二任妻子。这一发现证实了靳维柏先前的推测，也推翻了先前关于这个墓葬的多种假设。

第二天一早，关于破解西侧墓主人身份之谜的文章，很快就出现在了厦门各大报纸的显要位置。与此同时，那件双系罐的出处和来历也似乎有了答案。

这座墓葬的主人既然是陈远通的妻子，那么，那件双系罐极有可能是陈元通在江西婺源县任职期满，返乡时带到厦门来的。

这两座墓葬的墓主人明明不是陈喜，却为何要在墓碑上写成他的名字呢？

专家最终分析出两个原因：一是在清同治年间，陈氏后人们根据传说在对这两座墓葬重修立碑时，误以为墓主人就是陈氏的七世祖陈喜；而另一种则可能是陈氏子孙为了保护陈喜的墓葬，故意将其孙陈元通墓说成是陈喜墓，而陈喜的真正墓葬却另有其所。

尽管这两座距今约1150年的唐代墓葬的墓主人都不是陈喜，但它的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尤其是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还是值得肯定的。这次发现至少能让人们对唐代厦门的开发史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此外，“南陈”陈黯的说法，也随着这次墓志铭的出现而被彻底推翻了。在陈氏族谱的记载中，陈黯是陈元通的儿子。如果族谱上记载的陈黯身份可靠的话，如今发掘出的墓志铭，起码可以证实陈元通在到江西任县令前后都曾生活在厦门，那么，陈黯肯定不是开发厦门的“南陈”第一人。

这一天早上，郑东很早便来到发掘现场，偶然间他发现一堆东西跟泥土夹杂在一起，如果当时不是郑东格外细心，恐怕就没有后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