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20日，四川彭山江口镇出土了七枚明代银锭，经初步证实，银锭很可能意味着张献忠把巨额宝藏藏在了江口，这个推断一旦得到证实，那么江口很可能会挖出价值30亿的金银财宝。但是巴蜀专家袁庭栋的一番话，让宝藏之谜再度变得扑朔迷离。

四川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袁庭栋：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那是张献忠的东西。这种地理位置的重复，我认为不能说明问题。我认为基本上就是一种炒作。

而袁庭栋认为，如果宝藏存在，那么它肯定在成都，而他的证据，是十年前成都商报所记载的这个颇为神秘的挖宝传奇。

七十多年前，张献忠藏宝图曾经出现在成都，并且有人按照这个图真的进行了挖掘，也挖出来了一些东西，可是呢这个工程在当年却被迫停止了，主持这个工作的人叫幸蜀峰，在他临终之前，交给了自己儿子一份手稿，这份手稿能否揭示出张献忠的宝藏秘密，当年的工程到底挖到了什么？

幸蜀峰之子幸邦权：父亲他本身是大学生。

幸蜀峰，川军高级将领，主持1939年川军挖宝工程。而幸蜀峰选定的手稿继承人，就是这个坐在妈妈怀里的男孩，他叫幸邦权。

幸蜀峰之子幸邦权：要求我把它保存好，绝对不能遗失。在将来用得着的地方，我要拿出来，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和见证作用。当然另外的话呢就是不准转交给别人，更不能拿去作为商品把它卖了。所以若干年来，我一直把它保存在我身边。

幸蜀峰为什么会在临终前，留下这样的遗嘱？手稿里究竟有什么秘密呢？袁庭栋发现，手稿字迹工整流畅，看得出作者的写作态度非常认真。从第三页起，幸蜀峰开始叙述藏宝图的来历，但他用笔却异常隐讳。然而字里行间，有一个陌生的名字反复地出现。

幸蜀峰独白：我所见到的杨伯鹿已经年近花甲，但他信守诺言，对这份资料极为小心，保存了数十年，仍然非常完整。一天，在四川道台衙门共事的前辈江希曾突然请杨伯鹿吃饭。杨伯鹿感到十分疑惑，但面对上司的请帖，他觉得盛情难却，只得前往。然而酒过三巡之后，江希曾就开始赞赏杨伯鹿品行忠厚，为人可信。随后江希曾取来了一个精致的小木箱，郑重地交给杨伯鹿道：这里面保存着我多年收藏的张献忠宝藏的秘密，先生为人忠厚，故特在我离川前交给你，以后遇有机缘，把宝藏开发出来献给国家。杨伯鹿谨记这份嘱托，从不把资料示人。1938年12月，抗日战争进入严重阶段，杨伯鹿认为：捐出宝藏的秘密，正逢其时。

这份藏宝图，打动了川军将领。他们立即出资组建挖宝工程队，而作为师长的幸蜀峰，就负责整个工程的开挖。

幸蜀峰之子幸邦权：当时确定的工程技术负责人跟总工程师是杨伯伯杨永思，我父亲告诉过我，有这个藏宝图，后来杨永思伯伯又根据这个藏宝图上面的位置，自己再描绘了一张，就是挖掘开采的施工图。

幸蜀峰独白：开工先照草图确定具体藏银位置，用鹅卵石砌一圆圈，面积约五六十平方米，虽然施工人数上百，但工具却只有锄头、铁锹，条件极其简陋。

幸蜀峰之子幸邦权：据父亲告诉我，他们的位置是在从今天的安顺桥向南面，顺江而下的四川大学和兵工厂之间。

幸蜀峰所说的挖宝位置，就是今天望江楼下游这段长50米的锦江河道。如今的望江楼已经变成当地人打牌喝茶的好去处。成都民间有一句顺口溜，“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这句话讲的就是张献忠在成都藏宝的故事，据说只要能找到石牛和石鼓，就能发现巨额宝藏。

作为四川人，幸蜀峰当然也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他并没有放在心上。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一个月后的一天，传说中的石牛真的出现了。

幸蜀峰独白：消息传出，次日观众从早至晚，不下万人。我那天临时当解说员，精神感觉十分疲倦。但真的挖出了东西，情绪也很高。我记得当时还写过两句诗：“往昔歌谣原有本，白银预料藏此间”。

难道民间传说的是真的吗？幸蜀峰感到不可思议，但第二天又挖出了黑色的人骨，接着出现了一层厚厚的血砂，而当开挖进行到一半时，一组刻有“张”字的石条赫然出现在眼前。这种种征兆似乎都预示着，宝藏就在这里。于是，在巨大的诱惑面前，挖宝开始不分昼夜地进行着。

然而，雨季马上就要来临，锦江开始涨水，河水慢慢地逼近了工地。由于工地地势低洼，一旦渗水，工程就只能中断，所以，幸蜀峰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于是，幸蜀峰决定暂停挖掘，先请物探专家确定这里究竟有没有金属物。然而，探测结果却给了幸蜀峰一个意外惊喜，因为就在挖掘点的正下方，发现了非常明显的异常反应，这意味着，此处肯定埋有大量的金属。这番话，让幸蜀峰更加坚定了挖宝的信心。但奇怪的是，不管怎么挖，巨额的金银却始终没有现身。但施工队却挖出了十几枚大顺通宝铜钱。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巨额宝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