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天公不作美，连绵的阴雨，导致河水暴涨，并迅速淹没了工地。挖掘被迫中断，耗费了大量人力，宝藏却没有挖到。幸蜀峰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幸蜀峰之子幸邦权：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父亲见过这张藏宝图。如果他没有见过，他可能在当时都不会有那么大的信心。

血砂，石条，人骨，这一切难道不是锦江有宝的预兆吗？

但熟悉川军历史的袁庭栋却发现，手稿中的这些记录疑点重重。而最奇怪的是：尽管幸邦权一再肯定父亲亲眼见过，但这张外界盛传的藏宝图，却并没有出现在手稿中，甚至在幸蜀峰的行文中都没有明确提到此事。所谓“藏宝图”确实存在吗？如果答案不明确，那么这场惊动了军政两方的浩大工程，又怎么可能贸然开工呢？

凭借多年研究经验，袁庭栋推断，既然川军挖宝引起了社会轰动，就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档案馆的姬处长取来了一份陈旧的档案，出乎意料的是，这份档案竟然是四川省政府淘江专卷，而且这份专卷里完整地保存着川军挖宝的所有官方秘档。在文件里，袁庭栋又一次看到了这个名字：杨伯鹿。原来，他就是淘江申请书的执笔人。

袁庭栋：看来这一部分是整个档案中最重的一部分，就是这个主事者向省政府报告，他们这个意见书，为什么要挖宝，他们说了理由，是为了支援抗战，为抗战提供财力。那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并没有说他们有一张藏宝图。从头到尾都没说这个事，更没有把这个图附在上面。

藏宝图是挖宝能获得官方同意的关键原因，那么，杨伯鹿为什么会对此一字不提呢？

成都市档案馆处长姬勇：假如有藏宝图，假如的话，那么这会成为杨伯鹿、马昆山他们立这个项目最好的一个证据。可是我们在里边通篇，就这一卷的所有档案里边，包括他们那份很重要的关于要成立这么一个淘江公司的这么一个呈文，没有看到他提到“藏宝图”三个字。

袁庭栋：他这里面这样说，他说这件事是人人得而知之，事事得而道之。这个话很清楚，主要是个民间传说的东西。那么有几本书来记载，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有宝，是张献忠埋下的。

成都市档案馆处长姬勇：他也是引用的，比方说民间的传说，民间流传的歌谣，以及一些野史上的记载。

四川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袁庭栋：现在看来，过去我们听说是有一张从清代到民国的秘不示人的非常重要的藏宝图被发现了，他们根据这张图去挖宝。看来这个说法不真实，是民间的虚构，这张图不存在。

这就是两份文件都没有说出“藏宝图”的真正原因，但幸蜀峰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以他的鉴别能力，怎么可能被一个晚清遗老给骗了？如果没有藏宝图，杨伯鹿又怎么能说服川军将领们投钱挖宝呢？

四川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袁庭栋：这个道理很简单，谁不想发一笔横财。对不对？国民政府给他们的就是部队的开支很少的，他们主要的来源依然是自筹，范少增作为川军当中一支比较著名的部队，他同样他要自个儿解决自个儿的开支，他军队需要钱，这是第一。第二，还有那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川军纷纷要求出川抗战，范少增也出川抗战，那么出川抗战要钱，要军备。现在可能不知道，那个时候川军很穷，他们穿着草鞋穿着单衣，用四川的那个独轮车就是鸡公车，推着粮食从四川一直走到山西前线抗战非常艰苦。他们需要解决粮饷，解决后勤的供应。

但是依照我们现在看，当时让他们感觉到是宝藏所在地的这个藏宝图它真假莫辨，如果说它是假图的话，那么为什么依照假图，居然能够挖出石牛啊，还有像大顺通宝这样的真东西来呢？

这份《淘江工程经过记略》是工程队向政府说明挖宝进展的汇报书，文中同样记述了“石牛”出土的盛况，并且其中细节描述跟幸蜀峰遗稿中几乎完全一样。但四川水利史专家却从中发现了破绽。

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冯广宏：“形式睡卧，头向东北角，详加视察，牛约数千斤”，这段我觉得记载的这个牛，它当时出土的这个牛应该就像现在的这个牛这个形式。

望江楼前这两头石牛，是50年代成都清理锦江河道时，偶然发现的，但石牛的形状却跟《淘江记略》和手稿记载一模一样。而更蹊跷的是，这两头石牛的出土地点，竟然就是当年幸蜀峰挖出石牛的位置。一段长不到50米的河道，为什么屡屡挖出巨大的石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