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载，1636年，张献忠的大西军攻破河南许州，缴获官府白银几百万两；1641年，攻破军事重镇湖北襄阳，抢得巨额军需饷银；1643年，大军直插武昌，攻破金银遍地的楚王府，缴获的金银达几百车，随后大军控制了湖南全境。所以，当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时，他已经是腰缠万贯了。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谢元鲁：甚至于我个人认为可能达到这个上千万两之多。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时张献忠打下武昌之后很高兴，就是赏赐了他的部下，当然据说还有一些什么百姓。据说大概是六百万白银。那赏赐都一下大手笔的花掉六百万两，那肯定他拿到的这么一个叫做是财富的远远不止六百万两。

短短几年，明朝皇室几个有钱的王府，都被张献忠抢掠一空。所以，他能拥有巨额的金银，其实并不奇怪。那么，江口出土的这七枚50两明代官银，跟张献忠的几千万两白银会有关系吗？

七枚官银平均重1.5千克。在明代50两相当于小地主的全年收入。一枚50两银锭，能买一座宽敞的四合院。所以，即使单独计算七枚银锭的购买力，都是一笔普通人难以拥有的财富。

但是奇怪的是，这七枚官银的铸造工艺却非常粗糙，跟彭山县文管所收藏的明中期官银相比，它们的破损似乎更加严重。而且银锭铭文的笔画也歪歪扭扭，这说明，它们刻得非常仓促。

更奇怪的是，银锭周身都布满了气泡，这正是工匠在铸银时偷偷掺假的证据。既然这些银锭都是由官方督造的，为什么还会做得如此粗糙呢？

文管所所长吴天文猜测，这也许正是社会混乱所留下的痕迹。这个说法能否成立，还不敢肯定。虽然品相不太完美，但一次出土七枚这么大的官银，这在彭山考古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吴天文小心翼翼地把这七个宝贝登记入库。突然他发现，银锭铭文都很蹊跷。虽然装在同一只木筒中，但铭文显示的产地却各不相同，而且都集中在湖南湖北。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巧合呢？

这枚圆弧底船形锭上刻有“沅陵县”和“崇祯十年”的字样。而1637年，就是铭文标记的“崇祯十年”，这一年， 张献忠退守湖广一带。而“沅陵县”就在湖南湖北的交界处，恰好属于张献忠的势力范围。那么，银锭和张献忠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从史书中，吴天文发现一个隐秘的线索：1641年，义军攻破明王朝军事重镇湖北襄阳，夺得大量军需饷银；一年以后攻破金银满库的楚王府，缴获金银数量达几百车，而就在同年，义军占领了湖南全境。这意味着，湖南和湖北正是张献忠财产的来源地。

吴天文再试着把每一个银锭的生产地跟它们的出土地四川连在一起，果然不出所料，地图上出现的，正是张献忠的作战线路图。谁也没有想到，这些歪歪扭扭的铭文，竟然拼接出一条隐秘而真实的线索。但这一切会不会仅仅是个巧合呢？

彭山文化局副局长方明：这种巧合不太大。你不可能就是说官银，它每个地方流通的官银，这个虽然它可以混杂在一起，就跟我们人民币印刷一样，它可以混杂在一起，这个厂印的和那个厂印的，可以混在一起流通。但是，这种的巧合性又和张献忠起义它的行军路线和打仗路线那么巧合的话，这个应该说是几千万分之一吧。

青冈木筒、七枚重古制50两的明代官银，再加上铭文所提供的线索，似乎已经能证实，张献忠宝藏就在江口。也许张献忠永远都不会知道，岷江江底竟然是他亿万金银的最终归宿。在乱世中，这些财宝历经烽火，颠沛流离。然而几经转手之后，却在江底找到了避难所，在捱过暗无天日的几百年之后，终于在2005年的这一天重回世间。巨额宝藏的秘密，难道就在眼前了吗？

江口发现疑似张献忠宝藏，事情震惊四川考古界。然而，成都历史学家一席话，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四川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袁庭栋：我认为基本上就是一种炒作。

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1965年硕士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他是《张献忠传论》的作者，也是国内最早研究张献忠的历史学家之一。

袁庭栋：江口这个地方，今天的话没有多少船，但过去岷江的水流很大，那么，江口这个地方就是岷江内江、外江交汇的地。从秦汉一直到明清，是川西地区很重要的一个水码头，一个渡口。过去很多船只，很多商人在这里上上下下，进进出出。那么在一两千年当中，从船上，从跳板上，从河边掉一些东西下去，我认为很正常，沉一些船也很正常。那么，现在水位低了，比较好打捞了，在江底打捞出来一些古代的东西，我认为很好理解。那么，这种情况不可能证明那是张献忠的东西。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那是张献忠的东西。

但是，江口出土的银锭共330两，这个数字相当于明朝七品知县七年的工资。如果这不是张献忠宝藏，那么谁会拥有这么多的银两？而除了张献忠，谁还能用青冈木筒来装银呢？

四川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袁庭栋：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商家，比如我要去做生意，现在我的钱打在卡里面，对不对在存折里面，但是，古代的话，必须自个运走，那么它就是那一种装他的银子的这一种箱子，这是商家的一种可能。另一种就是官银，好比说我们银行，押运车，押运钞票车出去了，也有一个妥善的一个东西来保管它。

但银锭的产地确实跟张献忠作战路线吻合，这又如何能解释得通呢？

四川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袁庭栋：这个很好理解的，他是大摇大摆从大路进四川的。他不走小道，那么，他沿途他把每个大城市都占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军事力量很强，他占大城市，特别在明末，对张献忠来说，可以说是小菜一碟。那么这些大城市都在他的占领之下，这种地理位置的重复，我认为不能说明问题。

而袁庭栋认为，当年张献忠是有意要埋宝，所以宝藏不可能在遥远的彭山，而应该在他的都城成都。而他的证据是《成都商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披露了一段隐秘的成都旧事。

1938年，川军将领幸蜀峰意外得到了一张藏宝图，他照图开挖，果真挖出了奇物。但除了幸蜀峰，这些东西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么，当年挖出的奇物会是什么呢？

《成都商报》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幸蜀峰在临终之前，曾经把一篇手稿交给了他的儿子幸邦权，而幸邦权先生依然健在，并且就住在成都市。如果这个线索确实是属实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就有幸能够看到这篇手稿。那这个手稿是否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张献忠身后遗落的巨大宝藏的秘密呢？下回分解。

（责任编辑：洛阳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