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自然科学属性来看，中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着眼于人体生老病死的生理过程和病理变化，这和自然科学研究各种物质的运动、变化，以及发展的规律，正好不谋而合。打开中医典籍将不难发现，中医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竟是那么的密切。作为古代自然科学的天文学、地理学、物候学、气象学、生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等，都曾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如《黄帝内经》认为，自然界的生物，随着一年四季气候的不同变化，而有生、长、化、收、藏的不同。人与天地相应，为了适应四时气候不同变化而养生防病，有所谓春天养生，夏天养长，秋天养收，冬天养藏，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说法。在自然界，由于各个地区人们生活的环境、方位和气候、水土的不同，影响各地居民的体质，因而在病因、病证治疗等方面，就有或多或少的差别。

《素问·异法方异论》曾对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域的地理环境作了具体的分析，论述了地势、地形、地质、气候、物产等对人体生活习惯和体质的不同影响，从而导致五方居民的常见病、多发病各具特点。中医自然科学的属性，不仅反映在解释人体生理病理上，同样也反映在治疗上。《素问·五常政大论》所谓治病一定得先知道秽气的偏胜，不能攻伐天真的冲和之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仅如此，《素问·五常政大论》还进一步指出：“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结合中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原则反映的无非就是中医自然属性的一个侧面。说到中医社会科学属性，自然离不开因人制宜。作为社会的一员，各人所处社会环境不同，体质、性情自然不同，与之相联系的，自然是疾病不同，治法就不同了。

《灵枢·根结》曾论述了对社会地位不同而体质有异的人，针刺治疗应当有所区别的道理。 它说，王公大人经常吃荤食，身体柔脆，肌肉软弱，气血的运行疾速滑利；而那些粗茶淡饭的“布衣”形体壮实，血气迟滞。所以，针刺“大人”要用小针轻刺慢刺，针刺“布衣”则需深刺留针。同样，人体形志苦乐有异，发病治疗也各不相同。《素问·血气形志》说：形体并无劳顿而结虑深思的人，病生于脉络不通，治疗时应用灸刺。形体和心志方面都很安逸的人，病生于肌肉壅滞，治疗时应用针石。形体劳顿而心志逸乐的人，病生于筋伤，治疗时应用药熨导引。形体和心志都劳顿不堪的人，病生于困竭，治疗时应用甘味药。

形志屡受惊恐的人，筋脉不能通畅，病生于麻木不仁，治疗时应用按摩和药酒。所谓形志苦乐问题，从表面看，只论及形体劳逸和神志苦乐两大病因；但从实质看，这牵涉到复杂的社会因素，诸如社会制度、职业、工种、生活环境、家庭、 性别、年龄等。中医临证时，常对这些因素加以调查、分析，并作为辨证施治、处方用药的重要依据。

在治疗上，由于中医十分重视精神治疗，所以更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医的社会科学属性。中医认为，人有怒、喜、悲、忧、恐“五志”，或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平时为人处世，凡是五志太过，都可使各志相维系的内脏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出于治疗需要，对于人体情绪偏胜的调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了这样的原则：“怒伤肝，悲胜怒。”怒为肝志属木，悲与忧同系于肺而属金，金能制木。“喜伤心，恐胜喜。”喜为心志属火，恐为肾志属水，水能制火。“思伤脾，怒胜思。”思为脾志属土，怒为肝志属木，木能制土。“忧伤肺，喜胜忧。”忧为肺志属金，喜为心志属火，火能制金。“恐伤肾，思胜恐。”恐为肾志属水，思为脾志属土，土能制水。在这种原则支配下，历代医家由此引申发挥，并广泛应用于心理治疗。金元名医朱丹溪的经验是，因怒致病，可以用忧制约，用恐消解；因喜致病，可以用恐制约，用怒消解；因忧致病，可以用喜制约，用怒消解；因恐致病，可以用思制约，用忧消解；因惊致病，可以用忧制约，用恐消解。同时认为：“此法惟贤者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