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种流行趋势在漫延中，而且持续漫延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有研究的价值。因为没有一种流行，可以只靠商业炒作就生发，流行，多少反映出接受此流行的人群的心灵，可能是一种渴望，是一种认同，是一种需要感……，这种渴望，认同，或需要，甚至也浅藏于研究流行者——譬如我——的心中。武侠小说，于五零年代起在港台造成大流行，自今仍深深影响很多青年学子，八零年代以后，又开始大风行于大陆，九零年代，反回来影响台湾的电影界。到底武侠小说有什么魅力，如此深的影响港台大陆？现在，我们来讨论“侠”。

侠的兴起

侠，根据考证，是音转于陕西的方言“人廷”，念做ㄆㄧㄥ（二声），意思是轻财重交的民间武士。字型则取自“铗”，念做ㄐㄧㄚ（二声），此字是剑的别称。中国远古以前的图腾崇拜是“龙蛇”，透过这种图腾崇拜，得到一种神秘感，一种彷佛超越的宗教体验。而“龙蛇”与“剑”常被认为能互相化育合为一体的。所以龙蛇与剑都是中国的“原型”系统。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典籍常有剑变形成龙飞天的记载。中国侠的出现，按记载应是东周末年，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周仍太平时期，有一种特殊的介于贵族与平民的阶层，称之为“士”。这阶层兴起是为了遇战事时保护农家，他们也是由地域氐族中选拔而出，授以特别训练，能文能武的特殊份子，平日仍与氐族同居务农，需要时才徵召。所以“士”阶层对亲族乡里自有特别的情感，也特重义气。到后来，“士”不再务农，专职武士了。武士到东周末年，春秋战国时代起了转型。中国的春秋战国，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岁月，中央崩坏，小国纷起。就在这时候贵族垄断的局面被打破，给了平民社会一种新的可能。当然“士”因能文能武，比别的平民更有机会改变。于是“士”按两个方向流动，一取其“文才”，藉恢复夏商周礼乐传统而成“儒士”，一取其“武”协助当时代的有志之士抒展抱负而成“侠士”。而孔子与其门徒子路，冉有，樊迟按史记记载，应当都属于武士阶层，后走向“儒士”。儒士不断透过游说挤入权利核心，强调经世致用，强调礼，仁，正道与忠恕。为要得君王信任，其游说观点，当然会以巩固政权为基础，来发展王道观点。侠，则于战国时代被养士之风鼓励。这些被豪门礼敬的侠，与豪门间发展出互相敬重的平等交往。侠本属平民，被贵族豪门看重，自是以义气相报。所以有些侠，后来会作了刺客，不惜为其权贵牺牲性命，原因就是在“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恩图报心理，也就是说，侠产生后没多久，其“义”的对象就是倾向个人与个人间的情感关系了。这跟儒士，最终是南辕北辙的走向。儒必须合乎治世的常轨，侠则有如文化离轨者，不容易被约束。

侠的命运

正因为如此，侠到了即将大一统的秦帝国，命运就跟儒士天南地北的不同。很多侠起而行刺秦王，不是因著对母国之忠，而是因著对朋友之义。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荆轲，临行刺前高唱：“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而后果真为燕太子丹牺牲了性命。当然，秦一旦大一统，一定先除去这种不容易被约束的侠。所以在焚书坑儒这要求思想统一的举动之际，秦也强行透过政治手段压抑侠。但秦统治政权并未维系太久，随即由汉取代。汉高祖由平民起家，对侠依赖甚大，不敢有所压制，导致汉初年养士之风重新漫延，侠势力坐大，且有跟地方氏族豪强有地缘血缘，形成派系之势。侠重然诺，为知己者死，这对政治中央是尾大不掉的威胁。而这种危机意识，对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透过伦理以规范道德之义的汉武帝不可能不知道。汉对付侠的方法有几招，一是透过怀柔，让侠做官，然后用被怀柔的侠来逮捕侠，使侠自相残杀，其次则是用酷吏对付不肯被怀柔的侠，还有就是强迫侠迁徙，远离地域上同党派富豪或血缘亲族人脉。收编后的侠，汉武帝用来做派系斗争的工具，或打击宦官外戚，或打击外藩，或地方豪族。侠失去独立个体，学会投机的与各种势力结合。至于不甘被收编，又侥幸没被酷吏逮住的侠，潜至民间不敢声张，久而久之，就被视成地方流氓，地方帮会，失去侠原本的力量。秦汉既政策性的重文轻武，汉又这样的收编压制侠，以外儒内法的方式整顿权力，兴太学观礼仪读经论理，最终造成中国千百年来的儒家治世文化。侠，从此在史书上消失匿迹，不再构成威胁。等到魏晋重回乱世，贵族有机会养士，侠有机会复出，侠的风气却已改变，都很有政治野心，跟政治投机性的挂勾。自唐以后，因为开始武举，侠甚至根本就是在边塞作军人的武官。到宋以后，仅有一点早期侠遗迹的，是绿林，或是民间武术卖艺。他们为求生存都结成集团，有江湖定规的义气，重视武德，严守师徒关系与武术隐密传承，但是荆轲不再，绝不涉及政治。唯一的侠义节气，都保留给抵御外族了。

宋以后的侠，就是大多数武侠小说的背景。

所以我们会在武侠小说中看到派系，看到师徒间近似血缘地缘的伦理关系，看到武林中的侠对“做官”极其鄙视（因为真实历史中扼杀侠的，正是政府的收编做官），看到侠将一切对于“正义”的渴望，全数放进了与异族，诸如契丹，金，蒙古与清的斗争里。儒士与侠士，源出于一，结局竟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