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的本质离不开“武侠精神”。所谓“武”，是“止戈”的意思，是一种以暴易暴达到和平的手段。“侠”字才是“武侠精神”的重点。所谓“侠”，大致上是不离司马迁的诠释：“其言必信，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之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荀悦则谓：“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孟子则更简单地说：“为已之凭，救人之急。”总括一句而言，凡是锄强扶弱、除暴安良、轻生重义、救人之急、言出必行、施恩忘报，便是标准的侠士形象。然则“武侠”并非孔武有力、勇猛刚烈的人打得鬼哭神号、血肉横飞便能胜任，相反的，苏轼《留侯论》有云：“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所以匹夫之勇跟“侠者之勇”是不同的。

“侠义情操”，是一种入世的精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替天行道，舍我其谁”。“武侠小说”之所以能“武侠”，便是因为这种尚义、重义、道义、侠义、舍生取义、朋友之义、兄弟之义，这“义”字便成了“侠”字的要义，凡是不义的，便是“不够义气”、“弃义”、“背义”，便是“侠士”要对付的“无义之徒”。故《辞源》解释“侠”字为：“凡能仗义而扶弱抑强者，曰侠。”唯这“义”字往往是“信义并重”的。“侠”同时也重视情、理、忠、孝，行“快意恩仇”的作风。“情”包括个人情感、爱情、友情、亲情等，“理”是公理、道理、伦理、学理，但人情与义理往往又是相互冲突的。

至于“忠”，大至忠君爱国，中有对门派同道之维护，对某个朋友、尊长的忠诚，小至忠于自己言行信念也是一个“侠士”的重点，跟“孝”，这“孝”字概括了对亲人长辈的心意，有时候也形成矛盾。这冲突与矛盾，正是把武侠小说交织成多彩多姿、波澜起伏的微妙之处。例如《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跟采花大盗田伯光，因为救小尼姑仪琳而几次交手，两人惺惺相惜，肝胆相照。田伯光虽然是无行浪子，但十分重信义，极欣赏令狐冲的风骨胆识，一度饶而不杀（甚至还依打赌输了之约，“拜”仪琳小尼姑为“师”）。后来在华山“思过崖”上，岳不群等上山来，要令狐冲杀了田伯光，令狐冲不忍下手，但又“好生为难，他从来不敢违背师命，先前临死时和田伯光这么一握手，已是结交为友，何况他确已答应改过迁善，这人过去为非作歹，说过了的话却必定算数，此时杀他，未免不义”。他心里犹疑，即在岳不群声色俱厉的一番训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