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焦公礼所杀的闵子叶，身为总镖头拿了人家的钱却不但不予保护，反而和强盗串通起来准备杀雇主全家并且霸占人家的女儿，这是个该杀的人物；第二，焦公礼与太白三英闹翻，是因为不愿意跟着他们去和关外的多尔衮清兵相勾结。正因为具有正义性，所以当焦公礼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为免除手下人员无谓伤亡而准备让全家出走，自己则悲壮自杀以求了断时，才赢得了袁承志等的同情，也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同情；有关的那些笔墨才会显得那么真挚感人。单纯的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确实有它的负面作用，有时会被黑社会势力利用，成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工具。金庸小说不是这样，它强调事情的正义性，甚至有条件地肯定英雄豪杰中大义灭亲的精神。《神雕侠侣》中那个急切想报杀父之仇的杨过，当了解到父亲杨康为敌作伥的可耻行径时，立刻知错即改，放弃了刺杀郭靖的打算。《碧血剑》中那个闵子华，为了给兄长报仇，曾经纠集各方豪杰到焦公礼门前问罪，及至真相大白、自己又在比武中失败之后，也就羞惭地认输退走。旧派武侠小说总是突出无原则的江湖义气，一味强调所谓“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

这也正是金庸小说在思想上高明的地方。

“义”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路见不平，舍身相助，扶困济厄，不畏强暴。这在武侠小说中有着更广泛的表现。如果说前述惺惺相惜、肝胆相照存在于意气相投的江湖豪杰之间，那么，这种形态的“义”主要由侠士拯救受难平民与弱者来体现。金庸自己在北京大学第二次讲演中说得明白：“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这里，侠的定义便与“义”完全重叠为一，成为人们常说的“侠肝义胆”或“侠士精神”。《飞狐外传》中的胡斐，在佛山镇上为钟阿四一家打抱不平，敢于和凤天南较量，一心要诛杀这“南天一霸”。《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救仪琳，也全无个人打算。他不管采花大盗田伯光武功多么高强，凭着一腔热血，就舍命与田死缠，使仪琳免遭毒手。甚至连武功半点不会的段誉，竟也不自量力地制止神农帮滥杀无量派，并给黑骏马主人主动报信。

当木婉清嘲笑他几乎为这类闲事丢了性命时，段誉朗声回答：“大丈夫行事，但求义所当为，有何后悔可言？”在金庸小说中，这类例子俯拾皆是。连《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所诵经文也包含了一点侠义思想：“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看似宗教的轻生思想，却引向“为善除恶”的目标，成为视死如归的同义语。

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小说中，还赋予“义”以新的内涵。他把“义”提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高度。《倚天屠龙记》中，当赵敏问张无忌：“你到底有什么本事，能使手下个个对你这般死心塌地？”张无忌回答说：“我们是为国为民、为仁侠、为义气，范右使和我素不相识，可是一见如故，肝胆相照，只是不枉了兄弟间这个‘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