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得比郭靖形象更浑厚、更丰满、更有力度的，是乔峰。他身上体现出的浩然正气和凛然大义更为感人。乔峰处在一个宋辽严重对立、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纵然身怀卓绝的武功并具有崇高的威望，但他作为契丹人后裔的问题一旦被提出，不但迫使他终于辞去丐帮帮主的职务，而且一步步将他身不由主地卷进了民族矛盾的漩涡。尽管他在辞去帮主时发誓：“有生之年，决不伤汉人的一条性命”，并且劝阻了帮内的分裂，表现出顾全大局、深明大义，却仍然无济于事。他越是企图弄清自己的身世之谜，越想挣脱民族矛盾的蛛网，便越是被这张巨大的蛛网捆缚得紧。他越想洗清自己的冤情，所受的冤枉反而越来越深。起初，读者担心乔峰陷入了有人布置的一个巨大的阴谋，不然，何至于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死人，他要找谁谁就忽然被杀，而杀人的罪责全要乔峰来承担。但随着情节的展开，才知道这一切仇杀和报复有着久远而且复杂的民族背景和历史渊源：那个杀了乔峰要找的许多人的神秘黑衣武士，就是乔峰的亲生父亲萧远山；而他所以要这样杀人，是因为要报三十年前自己家人和卫士被汉族武林人物无辜惨杀的仇。小说作者从逆境中塑造乔峰形象，写出他内心的巨大痛苦和性格中的种种过人之处：果断而又稳重，宽厚却有原则，豪迈而不失细心，刚毅又内蕴深沉感情，令读者真正感到信服。乔峰在慕容博之流挑动的宋、辽民族残杀中，不但失去了丐帮和武林中的许多朋友，而且失去了自己的心上人阿朱，还亲眼目睹了宋、辽双方的无辜人民都经受了遭掳掠、被杀戮的惨重苦难。这些血泪经历使乔峰终于超越狭隘的民族立场，坚定地为宋、辽两方的平民百姓着想，放弃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想法。即使回到辽国以后，他也抵制和反对辽国皇帝侵宋的战争，迫使辽国皇帝收回成命，自己则在雁门关前悲壮自尽。乔峰的自杀，是对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挑动民族相斗、使百姓遭殃的不义的战争的有力控诉，也使他得到丐帮许多好汉和宋、辽广大百姓的尊敬。丐帮吴长老当场就捾胸大哭，说：“乔帮主，你虽是契丹人，却比我们这些不成器的汉人英雄万倍！”乔峰是郭靖之外另一个“侠之大者”的代表。在乔峰身上，体现了作者金庸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应该怎样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深沉思考。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说：

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

在《袁崇焕评传》中，金庸又说了两段话：

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

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令我们感谢；有许多人建立了大帝国和长久的皇朝，令我们惊叹。然而袁崇焕“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极度悲惨的遭遇，这个生死以之的“痴心人”，这个无法无天的“泼胆汉”，却更加强烈地激荡了我们的心。

可见，金庸是站在人民、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观察问题的。他强调郭靖、乔峰是大侠，因为他们努力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在金庸看来，为多数人谋福利，这就是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和意义所在。也因为这样，金庸在《鹿鼎记》中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康熙，因为康熙的政令比较符合人民的利益。《天龙八部》中，大理国皇帝段正明让位时，对新登基的人说：“做皇帝嘛，你只须牢记两件事，第一是爱民，第二是纳谏。”这些都体现了金庸的根本思想。

金庸写“义”，笔下激荡着一股浩然之气，却又毫不给人单调之感。他敢于将人物感情放开来写，浓冽而又细腻，既写英雄气，也写儿女情，甚至以儿女情反衬英雄气，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胡、苗决斗前夜，自信“一生过得无愧天地”的胡一刀，意识到自己与“天下第一高手”苗人凤交手的严重性、危险性，内心无比激动。尤其当夫人表示如果丈夫死了她一定自杀时，这位一向粗鲁豪爽的猛汉，竟也忍不住呜咽着对婴儿说：“孩子，你生下三天，便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将来有谁疼你？你饿了冷了，谁来管你？你受人欺侮，谁来帮你？”待他夫人答应“好好将孩子带大”之后，他比较安心，可又很动感情地对妻子说：“妹子..死是很容易的，你活着可就难了。我死了之后，无知无觉，你却要日日夜夜的伤心难过。唉，我心中真是舍不得你。”小说泼墨般地写了义士慷慨赴死前的儿女情长，却没有带来英雄气短，反而将豪迈悲壮的气氛点染得更为动人。鲁迅诗《答客诮》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金庸状写侠魂方面的这番成功经验，同样值得我们许多小说家记取。

（责任编辑：荏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