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英雄不一定是侠，但一定得有侠气，否则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同；反过来，只要侠气浩然，无论其具体功业如何，就能得到普遍的尊敬。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谭嗣同“流血请自嗣同始”，豫让“漆身吞炭”、“击衣出血”，以及“生于编伍、不闻诗书”却能“屈豪杰扼腕墓道”的“苏州五人”，千载之后都能令人“高山仰止”，皆因其侠气逼人。这种群体共同感，应归功于两千年来武侠文学对侠意象的建构。侠形象实际上已成了各阶层人士共同期待的一种理想人格，侠义精神已成为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大有侠气”就成为英雄标志。这是中国人特定的英雄情结，它决定了武侠小说的长盛。

 

侠气根基于侠性，侠性就是对无辜的眼泪和鲜血无法无动于衷。没有侠性，即使有心为侠，皆为伪侠。而气之凛然沛然，气之丰盈多彩，还得力于侠胆、侠情与侠识。侠胆就是敢做敢为、自承责任；侠情则是凡有爱恨，皆是出于至情至性，而没有被功利心所污染；侠识就是对自己的使命有清醒的意识。这三者的不同比例的结合，就构成各具特征的侠形象：乔峰，赵半山，胡一刀，陈近南，……。在不同的时代，侠意象也会有不同的变式和面貌，但其内在精神始终是侠性，侠胆，侠情和侠识，并以多姿多彩的侠气呈现出来。有侠气就是有血性，就是鲁迅所称道的“中国少有的，……敢于单身鏖战”的英雄，“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侠气的映照下，老庄的“以无为本”，佛禅的“清静无为”，孔子的“毋必”、“无可无不可”，民众的“难得糊涂”，均是懦弱退缩，均应在扫荡之列。侠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柔性、水性的一种补充，是中国文化勇猛刚强的一面，是中华文化历经劫难而不灭的原因之一。尤其在外忧内患、生死存亡之际，岂能不呼：侠气安在？

 

 

实际生活中的侠，不一定“武”，太史公笔下的侠士就还不如其刺客“武”；但在小说中，却是“非武不侠”。小说中的武功似乎是虚实相生，既有“乾坤大挪移”式的奇幻，又有太极散手之类的实战套路，但实际上都是文人的意念与想象的面壁或“面籍”的构造，一种话语功夫而已，其意义在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

 

武功与巫术有相似之处。在技术层面，它们都是通过某种程序，运用意志和意念能力，来控制掌握更大的力量，即都是一种控制术。在精神层面，他们都具有某种超越性，是人们为对抗外在的压迫或压抑，超越自身被限定的存在，获得更大自由度的追求。但是，它们控制的对象不同，巫术是企图控制外在世界中的自然或超自然的力量；武功则是“反求诸己”，要控制自身的身体，激发出潜在的生理和心理能量。控制的目的也不同，巫术主要是应对物质生活的挑战，故成为科技的前身；武功则是用于应对社会生活，有着更强烈的伦理意义。

 

科学昌明，巫术消遁，实际生活中的武功也逐渐淡出，而文艺中的武功似乎更兴旺发达，这是因为它仍能满足人们对超越性的心理要求。小说中，侠的成长总是与习武相伴随学习武功就是学习成长。并且，习武的过程就是克服人类先天的生理局限，去把握生命的自由的过程，即战胜自身，从而超越自身的过程。——人类在生物性层面上的进化已基本停止，要想在生理上进一步优化，习武就是方式之一。再者，武功作为行侠的技能，作为实现价值关怀的手段，还蕴含着更高的一种超越性、即对自身处境的超越，去担当他人的不幸，去承受人类的苦难。

 

在武侠大手笔中，武功还成了内涵丰富的文化象征，既是人格、胆气、情操、心胸的凝聚，又是对文化传统的追忆和人生境界的领悟。甚至，成了谈禅论道的载体。例如，获得绝顶武功，就如同修禅成佛，都是由“戒”生“定”，由“定”生“慧”；并且，需要机缘，需要顿悟。同时，特定的武功又来自于主人公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对生命的感受，是他的心灵情感和生命的外化形式，即武功的使用受特定的侠气支配，而特定的侠气又是练武的结果。

 

除了文化魅力外，武功描写更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学魅力。故事情节要用武打来建构，人物性格要靠武打来呈示，可以说，在剑气纵横中，武侠大家们的诗情文心才得到最充分地展现。即或是杜撰的武学术语，也颇具典雅美。在这方面，后起之秀温瑞安，似乎更着力于此。——论枪术，有“残山剩水夺命枪”；用暗器，有“写意大泼墨”、“留白小题诗”；还有什么“颠倒众生，授人以柄”的刀法，“高处不胜寒”的扇法，“平沙落雁”的身法，“晴方好，雨亦奇”的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