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武功作为文化象征，还有一些无意识层面的意味。——武功增强加大了人的生理能量，但也可能激活人的生物性层面和无意识层面的攻击性，甚至“死本能”。出于这种恐惧，金庸等人就称，武功到了绝顶，就可能反噬自己，即所谓“走火入魔”之类的说法。《鹿鼎记》中的“无名老僧”就大谈必须用佛法来化解武功必然带来的戾气，武功必须与禅心相伴随，即技术与能量的增长，必须与精神境界的提高相随。实际上这是希望能将这种能量导向社会规范，从而消解攻击性。其次，新派武侠大家都贬低物质能量的重要，肌肉高度发达者，其武功大都不入流。进一步，还贬低武器——物质装备的价值，异口同声地认同内功胜过外功，精神境界的领悟胜过技术的高超。或许，这是在西方物质文明的强大冲撞下，一种东方式的文化反弹。

 

 

侠意象的发展史大致是一个逐渐神化，不断崇高化的过程，到金庸、梁羽生则达顶峰。大侠的举动甚而关系到国家兴亡，民族生存。金庸的主要魅力之一，就在于生产出一系列“侠之大者”。从陈家洛始，中经袁承志，郭靖，张无忌，乔峰，他们均“为国为民”而担天承地，到陈近南，更是志在扭转乾坤，再造天下。

 

陈近南几近完人，是标准大侠。与以前的大侠所不同的是，他死于平庸小人之手；而且，此人是他鞠躬尽瘁效忠维护的对象。郭靖、乔峰死得轰轰烈烈，他却死得凄凉。他的悲剧性就植根于他坚守的信念与原则中。他始终坚信自己信念的正义性，义无反顾地接受信念的召唤，哪怕这种信念反噬了他。甚至临终宽恕郑克塽，也不是对人，而是对信念，对原则。他宁可自己荒谬地毁灭，也不愿丝毫损伤信念与原则，这正是大侠的本色。

 

陈近南追求“应该是什么”，而不愿正视“是什么”。当他坚守的价值形态由于内在的某种虚妄性，而必然置侠的使命于荒诞时，他虽然“问心无愧”，却也于事无补。或许，这些悖谬、矛盾本来就内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之中。或许，如鲁迅所叹“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且留下取巧的侠”（《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因而，走向韦小宝具有必然性。或许，金庸也为这种悖谬，这种必然性所赫然，不敢再推演，只好退出“江湖”。

 

不过，陈近南仍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确实，“为人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韦小宝之流即或是无往不胜，也不过一市井好汉而已。满篇韦小宝，武侠小说休矣！毕竟人们崇敬侠，是由于其人格风范的磊落浩然，而不是事功的成败利钝；侠的光彩在于人生境界的绰厉追求，而不是现实中的实战策略。在尘世中寻找英雄，在平庸中追问神圣，是人类永恒期盼。

 

于是，古龙另辟蹊径。虽然，他也是从制造大侠来开始笑傲江湖的行程的，但是至迟在他形成了独特风格，卓而特立之后，“浪子情怀”就如影相随了。特别是后期小说，与其称之为“武侠系列”，不如称之为“浪子系列”。他推崇的是：“一个人，一柄剑，浪子的豪情，也不知有多少人羡慕”（《大地飞鹰·序》），他也自述：“我是个江湖人，也是个没有根的浪子”（《三少爷的剑·序》）。

 

大侠总是常怀“忧患意识”。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的正义性和生存的价值意义，敢于去担当黑暗而“哀我世人，忧患实多”。浪子也常常大有侠气、侠性、侠胆、侠情，而且也坚守“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侠义原则，不像韦小宝那样滑头。但是他们对自己的使命却有疑惑，对自己的生存价值也无法确信。对大侠所遵奉的信念，他们察觉出某些虚妄与悖谬，但他们又找不到新的精神资源，于是他们焦虑，孤独，甚至空虚。

 

忧患中，大侠确证自我；大侠扮演的是文化中的理想角色，在群体意识的认同中，实现自我；他们的人生追求是成为“你们所希望的我”。焦虑孤独中，浪子确证自我，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仍有强烈的价值关怀和意义求索，“浪子三唱，只唱英雄；浪子无根，英雄无泪”。但是，他们的个体性和自我意识更强烈，人生目的是成为“我所希望的我”。

 

大侠是“我思故我在”，在坚守信念中担天承地；浪子是“我焦虑故我在”，在怀疑意义中仗义行侠；韦小宝之流则是“我消费故我在”，在物质快乐中偷巧。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