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村民们请村里的民办代课老师书写的春联还是崭新的。村里的小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和两个班的学生。因为假期，师生们都在村头的一块场地上嬉戏玩耍，晒太阳。上了一年级的八岁的罗文忠坐在一辆木头三轮车上，这是他惟一的玩具，是他父亲精心做给他的。车轮也是木头的，还装了方向盘。罗文忠还有一只尖耳朵的小猎犬，整天活蹦乱跳地缠着罗文忠玩耍。罗文忠和他的小伙伴们肯定还拥有灿烂神秘的星空和自由想象的天地，能听到很远很远地方的声音，而不会被太多的欲望和烦恼所缠绕，但他们也面临着难以受到良好教育的黯淡前途。

 

仅仅在一百多年前，云南怒江大峡谷中的怒族人还生活在采集、狩猎、农耕不分的石器时代。《南诏野史》载：“怒人居永昌、怒江内外，其江深险，四序皆燠，赤地生烟。每二月瘴气腾空，两堤草头交结不开，名交头瘴。男子面黄多瘦，射猎或采黄连为生，鲜及中寿，妇人披发，红藤勒首。”

 

即使在今天，三当村的每家每户，也还使用着木锥、石臼和石磨，足以看到那一时代的痕迹。怒族真正擅长的是编织竹篾器具。在古代，远近的其他民族都喜欢购买怒族的竹器，像背篓、簸箕什么的。做竹器活一般都是男人的事情。狩猎也是男人的事情，每家每户都有红栗木或桑木打制的强劲的弓弩和山驴皮缝制的箭袋，式样与傈僳族的略有不同。男孩子六七岁已经能开弓射箭了，一个怒族男子如果不会制作弩弓箭，不会编制竹篾器，将会受到人们的耻笑。

 

而妇女们只能从事挖地、薅草、播种、饲养家畜、纺麻织布、烧火做饭等劳动，像钟春花这样十来岁的黄毛小丫头就得上山找猪草，所以怒语中干脆把妻子称为“米茂”，有“煮饭”之意，把儿媳妇称为“克鲁”，有“绩麻”之意，这里上了年岁的老人的服装，都是他们自己纺的麻线织成的，男子还兴在头上扎一条白毛巾，像陕北老乡那样。

 

　　

据说只有原碧江县的老母登等几个村落才是南部怒族仅有的聚居地，而老母登一带的怒族与贡山的怒族大异其趣，甚至连语言都无法相通。他们的祖先可能来自遥远北方的凉山，来自古代“庐鹿”蛮中的一支怒族，称“诺苏”。

 

我们的旅行车离开江边的公路，蜿蜒着攀援上陡立的怒山。世世代代就居住在知子罗下面几公里处老母登的怒族人，仍在山坡上搭盖他们传统竹木结构的简易草房。用他们的话说，还是他们的草房通风凉快。然而，有的人家也开始使用石棉瓦做屋顶。

 

74岁的岳科一家已经在老母登生活了几十代。这里原来完全是原始森林。20世纪初，知子罗设制建镇，使他们终于打破了险恶闭塞的自然环境，跟外界和其他民族有了接触，由原始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近些年来他们的生活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攒下一笔钱，正在盖新房。村里的乡亲仍照传统全部赶来帮忙，七手八脚，使得寂静的山寨有了一阵喧闹。岳科能干的儿子还买了卡车，到山上林区运输木料，收入颇丰。村里145户人家近千口人，已有10部卡车，30多辆拖拉机，人均年收入达千元人民币。这在怒江这样的贫困地区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这里的怒族受教育的程度也高于怒江州的其他民族，他们都能说流利的汉话，连节庆和服饰都已经跟汉族一样了。

 

有意思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一批西方传教士不远万里进入了怒江大峡谷，竭力在当地少数民族中传播天主教和基督教，20世纪50年代他们被驱逐出境。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宗教在大峡谷中又恢复起来，几乎村村寨寨都建起了教堂，并拥有大量信徒。老母登百分之八十的怒族人都信仰基督教，每礼拜三晚上、礼拜六晚上和礼拜天都要到教堂唱诗做礼拜。在这些日子里不能杀生吃肉，信徒平时也不能沾烟酒。但他们也不能再按传统方式对歌谈情找对象，结婚也必须在教堂里举行婚礼了。

　　

　　

怒江大峡谷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混居杂处的地方。十来个民族就在这一峡谷地区相互通婚，相互融合。他们彼此之间语言相通，服饰相近，渐渐地连习俗都一致起来了。现在由于许多代人的相互通婚，大多数人甚至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哪一民族的。即使怒江东岸小小的赤科村，也是怒族、傈僳族、藏族杂居的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