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黑格尔Ⅰ型鼓还是东山鼓，流行时间跨度很长——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分布地域辽阔——除越南全境外，还包括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其他国家。这么庞大的鼓群，可以细分出若干个亚型，越南学者把它们分成5个组22个式，中国学者把它们分成早晚两个类型，早期的为石寨山型，相当于越南东山鼓的A组和B组;晚期的为冷水冲型，相当于越南东山鼓的C组和E组。

 

应当说中国云南石寨山型铜鼓的年代与早期东山鼓同期甚至还要早些。

 

那是1952年，云南省博物馆从昆明市面上买到一批青铜器，有戈、矛、剑、钺，这些器物花纹奇异，制作古朴，立即引起考古学家们的注意。他们到处打听这些铜器的来源。有人告诉他们，早在十多年前，晋宁石寨山就出土过这类铜器，但是它们大部分被当地官僚地主据为己有，其余的都当作废杂铜卖掉了。

 

1954年10月，考古学家们来到石寨山调查，证实了这里曾多次出土古代铜器的事实，遂决心从这里敲开云南古代青铜文化宝库的大门。

 

石寨山是一座南北长500米、东西宽200米的山丘，位于晋宁县城以西5000米，距滇池东岸约1000米处。由山顶向西看，五百里滇池碧波荡漾，苍苍茫茫，风景秀丽。从滇池往东看，石寨山恰似一条横卧在田野里的鲸鱼，腾波戏浪，似浮似沉，因而又叫鲸鱼山。据说汉武帝在长安演习楼船水战时修筑的昆明池，在池畔刻石作鲸鱼形，就是象征这座山的。

 

1955年3月云南省博物馆对石寨山进行了为期3周的发掘，成果惊人：发掘了两座古墓和一大片贝壳堆积遗址。在甲区第一号墓内清理出一面铜鼓和两件铜鼓形贮贝器，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亲手发掘出铜鼓。和铜鼓共存的器物还有铜锄、铜斧、铜犁、玛瑙、绿松石、赤金等珠饰，在一件漆奁内还盛有铜镜。由于有这样丰富的伴出物，使我们第一次有条件判明这种铜鼓是属于西汉时代，即公元前2—1世纪的遗物。

 

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云南省博物馆对石寨山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土坑墓20座，出土铜鼓15面、铜鼓形贮贝器4件。在第6号墓的漆棺底部还出土了一颗“滇王之印”金印。在《汉书·西南夷列传》里有这样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滇王之印”金印出土，印证了这段历史。

 

这些墓葬的发掘，对铜鼓断代和推定其族属提供了更直接、更坚实的依据。石寨山铜鼓与四出半两钱、五铢钱、四叶纹镜、昭明镜、“宜佳人”铭文镜、“长勿相忘”铭文镜等汉式铜器伴出，证明其流行年代在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晚期，即公元前3—1世纪。黑格尔Ⅰ型早期鼓的年代由此确定。

 

 

无论是东山铜鼓，还是石寨山滇人鼓，都是形制稳定、纹饰繁缛精美的铜鼓，因此这种精美绝伦的铜鼓绝不是最早形制的铜鼓，它们之前必定还有更原始的铜鼓。可是铜鼓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呢？

 

越南学者也在寻找原始形态铜鼓。他们认为东山铜鼓的起源还是一个谜，要制成玉缕鼓、黄夏鼓、沱江鼓那样精美的铜鼓，需要经过许多个世纪的经验积累，在东山铜鼓之前一定还有一种初创期的、原始形态的铜鼓，但不知这种铜鼓形制如何，于是学者们暂且将它设定为“X”类型。

 

20世纪50年代初，云南省博物馆在金属回收部门拣选到一面形制古朴的铜鼓，在编纂出版《云南省博物馆铜鼓图录》时，大家讨论后认为这是铜鼓最早的一种形式。1960年3月在云南楚雄县(今楚雄市)东北境内的大海波，因修小型水电站挖出一面铜鼓，这面鼓通体没有纹饰，鼓面很小，鼓足很短，两对耳也很细小，以至于大家都不敢称它为“铜鼓”，而把它归到铜釜里去了。

 

是真金总要发光。1964年，在云南祥云县东南的大波那木椁铜棺墓中又出土了一面形体瘦削的铜鼓，和它一起出土的有一件大口鼓腹、底小而平的铜釜，将铜釜翻转过来，和大波那这面铜鼓十分相像。在发表这座墓葬的考古报告时，印出了一帧铜釜倒置的照片，作者指出：“此釜形状和铜鼓十分近似，倒置过来看，其异于铜鼓者，只不过是打击面的直径较小，足边无折棱而已。过去，对铜鼓来源于何物，颇多揣测，迄无定论，此式釜之出现，又增添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应该说，这位作者的发现已经离揭开铜鼓的源头不远了，但遗憾的是他没能大胆地作出结论。

 

类似的铜鼓，以后在云南中部地区又陆续被发现，考古学家冯汉骥指出：

 

从早期铜鼓的形制来看，它似乎是从一种实用器(铜釜)发展过来的。大概在云南地区的青铜器时代早期，曾使用过一种鼓腹深颈的铜釜，这种铜釜是炊器，又可将其翻转过来作为打击乐器。祥云大波那铜棺墓中这种形状的铜釜及铜鼓的发现，给了我们以明确的启示，说明了早期铜鼓的一些特别形状的来源，例如鼓面为什么较小，胴部为什么特别膨胀，鼓身为什么缩小，鼓足为什么又复行舁开，鼓耳为什么在胴部与鼓体之间，等等。这都是因为：鼓面原本是釜底，胴部原是釜腹，鼓身原是釜颈的延长，鼓足原是釜口，鼓耳原是釜腹与颈之间的釜耳。又因为整个铜鼓是从铜釜发展而来，所以打击面只有一面而非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