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汉骥先生大胆地指明了铜鼓与铜釜的关系，而接下来的事似乎就是为了印证这一观点的：1975年，在云南楚雄县城东南约3.5公里的万家坝，县良种场在搞农田基本建设，突然发现一群古墓，考古工作者闻讯赶来，并从其中一座大墓的腰坑中挖出一面铜鼓、3件铜釜、6件铜羊角钮钟和100多件其他青铜器，其中有一件铜釜很明显是用铜鼓改制而成的，只要将铜鼓翻转过来，在鼓足边上加铸一对辫索形耳就成了铜釜。同年10月，在同一墓地的23号墓的棺底垫木之下挖出4面铜鼓、大量青铜工具和兵器。这4面铜鼓的外表都很粗糙，鼓面小，胸部特别突出，腰细而长，足短而向外侈。外壁都没有花纹，但内壁却有花纹。这是什么道理呢？后来考古学家推测，它原来应该是足部朝天倒放着使用的。因为只有倒放，内壁的花纹才能看得见。而这些铜鼓出土时也确确实实是倒放着的，和那些铜釜放置的形态完全一致。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铜鼓的鼓面上有烟熏的痕迹，这说明它们确实曾经被作为炊具使用过。这就更证实了铜鼓来源于铜釜的推断。

 

1975年10月，古老而原始的铜鼓，终于穿过千年的烟云，来到人们面前。它们的造型朴实大方，花纹简单，但已经具备了后世铜鼓的形状和装饰布局。考古学家称这类原始铜鼓为万家坝型鼓，它们刚从炊具铜釜演化过来，带有炊具的原始色彩。

 

万家坝型鼓绝大多数出于墓葬中，有众多的伴存物作年代参照，有的墓葬还作过C14年代测定，由此推断出的年代更加可靠。如楚雄万家坝23号墓，C14年代测定是距今2640±90年，约相当于春秋时代中期;又如楚雄万家坝1号墓，C14年代测定为距今2350±85年，约为战国时代早期。综合各种因素分析，这类铜鼓流行年代当在春秋早期至战国晚期之间，是铜鼓中年代最早者，有人称它们为铜鼓的始祖。

 

万家坝铜鼓的发现，打破了黑格尔的分类法。因为它比黑格尔认为最早的Ⅰ型鼓还要早，应该排在所有类型的最前头，铜鼓研究家在黑格尔Ⅰ型鼓之前加上一个“先”字，把它们称为“先黑格尔Ⅰ型”鼓。而云南洱海—礼社江流域就被确定为铜鼓的起源地。而这些地方自古也确实就是铜矿、锡矿的盛产地，从客观条件上也具备冶铸铜鼓的自然条件。因此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铜鼓是由铜釜演变而来，它的创造者应当是古代濮族人于春秋时代或者更早的年代创制的。

 

其实，黑格尔当年也已接触到这种原始形态的铜鼓。那就是“东京盖列特Ⅱ号”鼓。因为只见一例，黑格尔没法给它归类，只好在介绍完Ⅳ型鼓后将它作为“奇特的鼓”单独介绍。这面鼓的来源不明，也可能来自中国云南，它的鼓面很小，鼓足很矮，鼓胸特别膨胀，鼓耳像辫带，鼓面中心没有太阳纹，显示了它与众不同的原始性。

 

越南也有这种铜鼓，而且出现得很早，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1932年在河东省章美县美良社淞林寺附近的田野里就出土过一面， 1973年在同一地点又出土过第二面。后来在永福省三清县陶舍社、上农社和老街省也有发现。越南学者把它们归到东山铜鼓D组。这种原始形态铜鼓在越南主要分布在北部，尤其是靠近中国云南的老街一带，与云南万家坝铜鼓分布区几乎连成一片——到此为止，从铜鼓的形制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铜鼓的传承性是由北至南、东南这一轨迹了。

 

 

万家坝铜鼓的发现，为我们指明了铜鼓的传播与发展的路线：当万家坝铜鼓发明后，就逐渐地流向各地：向西它穿越过澜沧江和怒江，抵达腾冲，但是在那里因为遇到从西北地区南迁来的氐人势力便戛然而止，没有再往西传。但在东边，经过禄丰，到达滇池平原，不但为滇濮民族所接受，而且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创造出真正的铜鼓文化，这就是石寨山铜鼓。

 

滇池往南，礼社江—元江向东南奔流。文明随着河流的承载，将石寨山铜鼓带到了红河三角洲。当时生活在红河三角洲的是百越族群中的骆越人。他们原有发达的农业和青铜冶铸业，于是铜鼓铸造工艺在这个地区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这就创造了与石寨山铜鼓同中有异的东山铜鼓。

 

我们来仔细地欣赏一下这两种铜鼓吧：从外形来看，石寨山铜鼓的腰部呈喇叭形，东山铜鼓的腰部呈圆筒形;从装饰花纹来看，石寨山铜鼓一般用锯齿纹，太阳芒间填饰斜线纹，鼓面装饰是翔鹭纹;东山铜鼓一般用栉纹，太阳纹芒间填饰翎眼纹，鼓面装饰也是翔鹭纹;在写实图案上，石寨山铜鼓胸部的船纹常是平底船，首尾不分，坐在船上的人都是头顶椎髻;东山铜鼓胸部的船纹通常呈弧形，首尾分明，船上的人多戴羽冠。完全是一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融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