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不但发展了口声语言, 还发展了许多非口声语言. 欧美人用中指表示男性生殖器, 如果中国留学生不知道,用中指去指别人,就很不礼貌,肯定会被当成外人.好在许多英语教学中都有非口声语言的课程,而口声语言的交流有助于理解非口声语言,所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较顺利地沟通.

个体沟通之后, 还是可以“个人本位”,“公司法人”只是一种权宜谋生方式,个人与法人是 “分离的”,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不太容易理解.不过只要想像一下,“除了八小时上班, 个人宁可去俱乐部, 也不去公司”,就能有一点儿感性认识.如果不是个人本位, 就要承认超出亲族之上的团体,承认差别,像狼群中的等级制度.人比狼强的地方,是和平的范围更大, 行为更复杂:不但寻食,而且团结抗灾.狼不会抗灾,遇上洪水大旱只能逃跑,或遭灭顶.

“个人本位”很像老虎,要维持一只老虎的生存,需要很大的区域.“一山不容二虎”,  如果老虎太多,就一定会有“武装到牙齿”的激烈争斗 ---- 每一只老虎都占据一定的 “生态位”,这是一个能够供应食物的最小可持续空间.所谓“最小”,就是如果再增加一只老虎, 就会发生激烈竞争,直到其中之一灭亡或撤出这个空间( R.M.梅等:《理论生态学》第118页,科学出版社,1980年).不过,老虎没有核武器,所以最后总能剩下一只,还能在“一山”之中为王,不至于生活在二战后期的广岛上.公老虎和母老虎要到交配季节才不再“锁国”.

个人本位和团体沟通都能形成有序的耗散结构,正如温差水花的有序结构不止一种,变色反应的有序结构也不止一种(见《探杂》).一个中国人移居到西方,最大的不适应是西方警察作为“第三者”插足于父母与子女之间----西方的有序结构要求父母和子女都是相互独立的个人, 而中国的有序结构允许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比与其他个人的关系更密切, 然后再要求家庭(族)与家庭(族)之间“团体沟通”.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提供许多“生态位”,使得许多人都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正如老虎和老鼠可以在同一块地域中生活,因为它们需要的食物不同,生态位不同.

一般说来, 不同文化圈的基层管理模式相对稳定,如上所述,这是长期的历史文化积累形成的.这一点从图十四中“港台及海外华人经济”也可以看出:儒文化圈的基层管理模式必须采取宗族式, 才有可能成功.中国大陆在二十世纪后期的体制转型(也称“制度创新”)困难重重,关键是没有把宗族作为基层管理模式,而血缘关系却到处发挥作用(参见第1 - 1节),而且主要是恶性作用,因为既然不承认宗族,就不可能规范宗族,血缘关系都是在暗箱中操作.

体制转型或“制度创新”源于环境挑战 ---- 中国大陆和俄国东欧的改革开放源于在经济建设的和平竞赛中败于北美西欧.挑战来自周边环境,而不是来自经济生活本身----俄国只要把军事投入转入民生投人,中国在实行农村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之后,都足以满足基本的经济需求; 然而,由于中俄两国的“文化覆盖”(参见第2 - 2节)不是“纯文化型” 的,而是“经济依赖型”的,不能只满足“基本的”经济需求,还必须满足与文化凝聚力密不可分的那一部分经济需求, 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为自己定出了可检验的生产力指标.生产力指标是“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地方;也是欧美国家“和平竞赛”的着眼点.由于中俄两国和欧美国家一样采取赶超战略,承认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检验作用,所以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俄两国的文化覆盖就下降了 ---- 经过战后的四分之一世纪, 和平竞赛有了结果:欧美国家的生产力指标上升较多,而中俄两国上升较少(参见何清涟,张祥平:《中国当代制度性腐败的二阶均衡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春季卷,以下简称《中腐》).

“纯文化型”的文化覆盖不会出现这种危机,如伊朗,文化覆盖根本不依赖于经济增长.如果没有欧美国家的对比,危机也不会出现,如二十世纪的北朝鲜,虽然采用经济依赖型的文化覆盖,但却限制信息传播,公众难以对比,误认为本国在和平竞赛中已获胜,不需要经济转型也能维持秩序.(《中腐》)

财政压力只是中国改革的一个衍生动力:文化覆盖下降之后,必然的代偿方式就是加强非文化的行政吸引力和控制力,“治国者经常受到来自公民和官员的双重压力,不得不增加公共产品的产量. ”(引自张宇燕,何帆:“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载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盛洪,张宇燕主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页1~25)

对中国来说,转型后的文化覆盖对经济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加:原有的文化覆盖内部陷入“争论不休”的状态,“不争论”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唯一出路,说明原有的文化覆盖大大失去效用. 与此同时,新的文化覆盖源泉没有出现,所以只能依赖“给老百姓实慧”和“第一步温饱,第二步小康”等经济远景来获得凝聚力.80年代各“单位”滥发奖金, 各系统攀比长工资,都不只是经济覆盖的需求使然,而且要加上强烈依赖经济的文化覆盖内驱力: 如果哪个“单位”不这样做,“单位”领导就得不到群众拥护. (《中腐》)

“突破原有规则”成了时代风气.“突破”之后,新的管理模式只根据眼前收益来调整, 不顾全局制约,拆东墙补西墙,积重难返,因此恶性的原始积累占了主导地位:“对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作的各类社会管理者来讲, 要在市场经济中创造财富是件非常陌生和艰苦的事情,但是把手伸进‘人民财产’这只自己充当看守人的口袋里攫取财富,却几乎是举手之劳. 在如此巨大的财富诱惑力面前,任何道德法则的作用几乎为零.中国当代原始积累过程中(违规聚财活动和) 寻租活动之猖獗,其体制(管理模式)根源就在这里. ”(《陷井》第180~181页,括号中为笔者所加).“契约下放原则”(参见第2 - 2节)使得 “管理者” 的猖獗漫延为社会性的痼疾,例如名人逃税,又如歌星“假唱”、股星“假牛”、学者“假证”、球星“假踢”、点(子)星“假担保”等等.

中国内地涉及的 “壁垒”,大半甚至全部都与管理模式有关----新闻壁垒、出版壁垒、医疗档案壁垒、学术禁区、官学结合、官艺结合,等等.这些壁垒加大了社会成员的“监督成本”,很容易诱发恶性的原始积累,负效果从社会主结构扩散到边缘结构中的学者、创作者、表演者等等(社会边缘结构中还包括偷盗者、抢劫者、乞讨者和隐士等,参见《旅游》第12页).

“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参与恶性原始积累,情有可原,因为他们受制于学术禁区和出版壁垒---- 即使一个教授确实能够 “温故而知新”,也不可能写成教材出版,可是如果写不出东西来, 又评不上教授.上述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类的教授,也有类似的苦衷. 所谓“情有可原”,当然是从一个普通人来说的,如果针对“一般人眼中”和“无数年轻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引自陈平原文),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你可以呼吁每一个“禁区”补贴一级职称, 长一级工资,却不可以一边在课堂上大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边在课下“用假冒伪劣掏人民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