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科教授作假,即使从一个普通人来看也不可原谅:本来没有能力“温故而知新”, 却要获取较多的个人覆盖度,必然造假行骗,与贪官污吏奸商没有什么不同----理工科的假冒教授利用知识壁垒, 也利用个人关系,有一部分教授作为“科研课题主持人”,类似于“法人代表”*.例如编纂百科全书,自己的研究生完成了大部分工作,却既不给稿费也不让署名, 这与一个独吞利润的法人代表没有区别.又如“被鸟叼走”之类的说法,相当于装有巨额资金的保险柜不翼而飞.这些教授比企业法人代表的风险小,因为比企业法人代表多一层“知识壁垒”----所谓的“转基因种子”是不是真的“在实验室里成功”, 只靠照片是不行的,可是在“官学结合”的制度下,用照片“汇报”就能把千百万元的“863计划”对付过去----严格说来,这一类原始积累不是“被一些和科学无关的东西蔑视嘲笑了” ,而是“利用一种与科学有关的管理模式去蔑视嘲笑”那些轻信“其负责人说” 的人.这一类“计划”在计划经济时期有过积极的作用,如核研究和空间技术研究,到了市场经济时期反而出问题,关键在于代理链和知识链延长之后,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中国内地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越来越多的科研经费用于参加学术会议和出版资助,越来越多的学术会议经费变成了宴会旅游纪念品,越来越多的出版资助变成了卖废纸的收入.(*“法人代表”是“法定代表人”的俗称,是对上文所说“公司法人”的误读----中国大陆的“法人治理结构”不是与国际惯例接轨,因为在国际惯例之中,根本不出现 “法定代表人”;而在中国大陆,既不像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那样承认家族,国营企业的干部与职工又不可能作为“单个人”行动,只好明确一个“法定代表人”.有的代表人甚至上管启动诉讼, 下管计划生育.没有“法定代表人”的批准,自然人别想跟本

公司打官司, 也别想生出一个合法的娃娃.如此的法制背景,根本不可能建立良性的市场机制. 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不但通过可以被视为“单个人”的家族企业与国际惯例接轨, 而且吸收了汉文化圈中由传统之桥开出的中上层理性,减少了法制成本,所以成为 “四小龙”.相反,推崇“新文化”的大陆不但在企业制度上不能与国际惯例接轨,而且缺少传统的“权威”,政府不能利用传统文化来减少法制成本,国有企业经理却会利用传统文化来转嫁风险----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不能被视为 “单个人”,经理常常把风险转嫁到职工身上.)

“知识壁垒”不但在中国有,在西方也有.即使“国外科研杂志80年代早就登出结果来了” 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知”.笔者的一个朋友在美国读博士后的期间,最初也很相信那些“科研杂志”,最后却发现自己受了“登出结果”的骗.这种追求短期收益的积累方式在商业社会中很难根除. 尽管如此, 西方毕竟发展出了完全独立于官场的学术组织, 发展出了匿名审稿制度,逐渐形成权威性的学术期刊,非常类似于中国的书院制度*.如果把这些多年积累而成的有效管理模式弃之不用,官学结合,甚至芝麻大的“单位”都可以自办 “学术期刊”,用来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那就等于鼓励恶性原始积累.(*书院制度始于唐, 直至清末, 前提是藏富于民,使得私人有可能办学:“有专门的教学场所, 有固定的田产作为办学的经济保障.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教学内容上也有变化. ....书院的会讲制度在客观上突破了当时较封闭的人际和学术交往......书院的师承关系, 使文化发展有了承前启后的不断线索.....书院不拘一家之说,吸收各种流派的学说, 提倡学术自由.....书院还具有藏书、出版、校勘古籍等多种文化功能.”引自吴祖鲲: 《中国古代书院及其文化影响》,载《新华文摘》1993年第1期.又:大陆在20世纪末已恢复第一家书院,即贵州修文的阳明精舍,山长蒋庆.)

世纪之交的中国,一项“黔驴技穷”的原始积累方式沸沸扬扬:销售彩票----福利彩票,体育彩票,救灾彩票......形式上是“交易”,但却不是“互利”,只有极少数中奖者“暴利” ,参与经营的人“中利”,绝大多数人“失利”.中国大陆上销售彩票的管理模式是: 政府成员与经营成员不分你我 ---- 从国际惯例来看,凡属政府的经济行为,不采用投机性的商业方式,应该采用透明度最大的方式,如征税、政府公开招标及有关转移支付的法案等; 而在中国大陆,不但“福利”和“救灾”是政府行为,就连“体育”也是政府行为 ----“归口”于国务院下属的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体委”)管理,并在地方政府中设有不同级别的“体委”.即使仿照国际惯例实行足球俱乐部制度之后,企业资助的主要动力也不是广告收益, 而是与政府成员的“关系”(参见绿茵:《“退出风潮”闹足坛, 俱乐部老板真冤还是假冤》,载《生活时报》2000年6月2日第3版);如果老板们把球赛本身的商业价值做为主要的决策参照, 多数俱乐部都不会 “俱乐”---- 大陆球员的“身价” 与球赛质量没有正比例的关系,尽管“身价”不断提高,球艺却很少长进,敬业精神更是“难说”,丑闻迭出.至于体育彩票,在“体委”的领导下,不过是一种原始积累的方式而已----政府已经为“体委”拨出了经费,如果“体委”认为不够,就该向政府申请, 政府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预算,如果人大批准,就不会缺少经费,如果人大不批准,说明在全局范围的综合考虑之后, 发现这种预算不合理.既然如此,体委没有理由采用商业操作的方式把公众委托的代理权,变成部门积累的经营权.中国大陆在乒乓球等小型项目上的 “计划夺冠”是“田齐赛马”策略的成功: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苗子”通常不会投身于这一类小型项目.事实上,用不着“俱乐部”,中国人就可以在这一类项目上夺冠.因此,体委或其他政府部门参与“俱乐部”式的足球经营或其他项目的经营,不但与国际惯例不符,效果也不好:只有恶性的原始积累,没有“为国争光”.

“生理武力覆盖” (参见第2 - 2节)成分最多的原始积累是各地县乡级和村级干部的“胆大”行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最深远.这些干部把中央三令五申的“减轻农民负担”置之不顾,强行摊派,甚至暗杀为农民求减的干部;不但如此,江西、福建、广东、河南、 海口、辽宁等地相继发生“因权力,因升官问题而雇佣杀人”(蒋建华:《副局长雇凶杀局长被处决·雇佣杀人的隐忧》,载《北京青年报》2000年1月19日第14版).

最基层的原始积累是黑社会性质,最具国际特色的是走私,最具中国特色的是“拐卖人口专业村”(《陷井》第161页).

基层和中上层管理模式都失去章法(参见图十四) 不但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也不只是减弱了政府的经济覆盖强度,而且减弱了文化覆盖强度.政府不得不探索新的文化覆盖源泉, 如爱国主义.当居民个人支出的医疗住房教育费用增加和下岗人员增多之后,不可能以 “生产力发展”为标准来叫人们爱国,也不可能以“人民生活水平”或“综合国力”为标准来叫人们爱国,文化覆盖就退到了最后一个堡垒:社会秩序的稳定 ---- 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怕乱.(《中腐》,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