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身也是一个文化资源,如果不认识到管理模式之中包含着文化覆盖的成分,对于中国的判断就会失误.事实上,中国五十年代末期大跃进共产风造成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社会秩序却能保持稳定, 决不可能在上文图一中得到理解.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重大“中兴” :汉武帝在七国之乱之后推出盛世,明代王阳明平定皇族叛乱后收拾人心,清代曾国藩在太平天国之后重振朝纲, 也都只能在二阶均衡分析中得到理解:一个社会,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应该崩溃,却能够相对顺利地进入一个繁荣时期,不考虑文化覆盖的强大力量是不可能理解的 ---- “怕乱” 为决策者提供了最后一个支点,如果继续允许导致“恶效率” 的文化覆盖起主导作用,就会走向崩溃,西晋八王之乱之后,唐代安史之乱之后, 全都不能“中兴”;必须雄才大略,当机立断,开掘“良效率”的文化覆盖源泉,才有可能 “中兴”:汉武帝放弃先辈的黄老之学,转轨为独尊儒术;王阳明在先辈的“天理”基础上悟证“良心”,曾国藩“立德”为本,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一改政府中重用满人的传统.

这些历史不是“封建社会”的历史,而是“科举竞争社会”的历史 ----在二阶均衡分析之中, “科举竞争和市场竞争是组织管理(含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互相替代的手段”(《二阶》第91页).

即使中国采用市场竞争的方式管理上层,也要在基层吸取台湾香港的经验(参见图十四) .对于市场竞争中的两种不同基层,目前争论较多.一方面,家族企业使得大陆之外的华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即使在西方人最善长的商业金融领域也不例外----“由家庭、朋友组成的关系网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信息、贸易网络”;另一方面,有些西方理论家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国际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对他们构成了最大的威胁......越过从事贸易的中间商直接进行交易. . . . . ..在美国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公司依靠风险资本起步. .....向员工赠股的方式吸引人才....创始人可能失去控股权,这与华商家族企业的传统相左. ”华文化圈内部也有不少人认为“华人企业必须完成从家族式经营到专业化管理的过渡”,尽管这“并非易事”(引自李耘:《本世纪最后一届华商大会提出:家族经营将被淘汰》,载《环球时报》1999年10月15日第16版).

这些理论家没有意识到: “高科技产业公司” 永远也不会把传统产业淘汰出局,而且, 最高的科技是生物技术,生物技术不是应用在流水线的工业生产中,而是应用在相当分散的农林医疗园林等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之中.只要这些领域不被淘汰,家族式企业就有无限的生命力. 海外华人的一个个关系网络,实际上已经联成了很大的规模经济,超过了欧美的许多跨国公司,只不过从表面上看起来,网络中的华人公司没有设立一个总公司而己. 孔子的一个评价可以用到这种情况:“华夏之外的群体都有君主,还不如各个华夏宗族自己不设君主, 减少奢侈.”(译自《论语·八佾0305》:“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译文最后的“减少奢侈”是《论语》语境的书面补充 ---- 在这一段之前的0304之中,一个叫林放的人问孔子,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说是“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 宁戚.”译成现代汉语是:“守礼,宁可节俭有礼,不要奢侈摆礼;丧葬,宁可表达哀痛,不要草率从事.”).

对于计算机和通讯领域的技术,家族企业在最初确实处于不利地位,但是一旦这些技术成熟起来, 需要为顾客提供非标准化的服务,家族企业的优势就会再次显现出来.2000年4月纳斯达克股指暴跌1260多点,5月又上扬1100多点,说明这些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参见 《光明日报》2000年6月28日).总的来看,创新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正在逐渐减少,所以家族企业将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宗族和公司俱乐部是不同环境条件中的自组织形式, 种姓也是这样(参见第1 - 1节图一) .种姓的生发环境比公司俱乐部还要宽松----在南亚次大陆上,早期的社会分层很不明显,类似于近代之前的非洲和美洲;雅利安人进入之后,才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层.这种分层源于雅利安人的原生地区(北欧)环境变得相对严酷,一部分雅利安人逃离原地,在长途迁徒中增加了组织管理能力, 正如炎黄部落(参见《六境》第13~17页).这些雅利安人来到印度之后, 环境又恢复为相对宽松,所以缺少储粮备荒及整合抗灾的需求,也不需要雅利安人自己发展出较强的农业生产能力,只须适度地取之于当地居民.所以雅利安人与当地的瑜珈传统结合*, 各自保留种姓,仅在不同种姓之间分出贵贱.事实上,如果有人试图同化土著居民, 或加大索取力度, 这些土著居民就会逃离原地 ---- 因为环境相对宽松,逃到其它地区也很容易生存.对比之下,黄河流域环境相对严酷,炎黄部落必须发展出较强的农业生产能力和相应的组织管理能力,不可能通过适度索取来与土著居民共处,迫使苗蛮等族逃向南方, 因此不可能产生种姓制度.(*从印度教的文献来看,瑜珈不是源于雅利安人, 而是源于土著印度人.此一认识源于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系张祥龙教授,时在1999年11月.)

种姓制度出现之后,宽松的环境使印度社会一直不需要“独尊”古文明中的某一家,一直处于经济不统一, 文化也不统一的状态;一直不用复兴其他各家,因为印度古文明中的各派各家都能较顺利地保留下来,各自“开发内心”的时间纽带都没有被环境淘汰:不同层次的人们都可能拥有一定的闲暇时间去追求较大的个人覆盖度, 也就是在生理覆盖和经济覆盖之外去追求文化覆盖.高层次的人可以在“超越经验”的基础上开发内心,寻找“梵”,低层次的人可以借助瑜珈修炼开发内心,寻找“阿特曼”或大我,寻找“达磨”或圣法, 等等.最简单的获取较大个人覆盖度的方法是仪式:“同种姓的人能够在同一堆篝火周围席地而坐, 能够吸同一杆烟斗,吃同样的食物”,他们相互之间有了归属感和安全感,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从前”曾有过的一种时间纽带(文化覆盖):“从前这个社区成员, 当违犯种姓规则时会被乡村委员会开除” ,这些规则中的婚姻规则一直保留下来:“种姓规定了一个人的亲族范围,也规定他的儿女能同谁结婚.种姓是一个大社区,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因婚姻得到加强,相互之间经济、宗教和友谊关系得以促进.”在分层的社会中, 除了最低的“外种姓”(不可接触者)之外,其他四个种姓(僧侣婆罗门、武士刹帝利、 商人吠舍、工匠劳工首陀罗)中的个人都可能借助“尊师”的功力提高自己的地位, 增大个人覆盖度.因此印度种姓制度内含一种分离倾向:“一个小集团的人脱离大集团,在习惯和礼仪方面‘梵化’,数十年后,获得比母体种姓更高的种姓地位.”“种姓的增加现象常常发生在并未感到人口压力的一个很短暂时期里. . . . ..印度有3000个种姓. ....14种语言....亚种姓的数量是个惊人的数字:26000以上.”(参见:许[火良]光:《宗族·种姓·俱乐部》,薛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01、113、38~43、90、118页,以下简称《宗俱》)

官商结合的管理模式是恶性的, 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文景之治和开元之治时期,以及民国后期和现代经济热的时期, 都免不了这个“传统”.历史上,只有尊儒的时期反对官商结合,主张官农结合,即“重农抑商”,所以,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不变的规律是:早尊儒,早安定(汉武);晚尊儒,晚安定(唐-->宋);不尊儒,不安定(六朝,近代).官农结合与重农抑商不是排斥商业,也不是排斥市场竞争,而是要减小商业和市场对中国社会的腐蚀作用,抑制奸商囤积居奇,打击不法生产者制造伪劣商品,控制经商规模,对于全民经商、全国炒股和官员聚财进行釜底抽薪.在市场竞争中鼓励正义谋利,不是排斥商人追逐较大的经济收益,而是鼓励商人在追逐眼前经济收益的同时,还追逐长远的个人收益,为子女,为宗族, 推而广之,为乡邻,为国家.在尊儒的中国社会中,童叟无欺的商人比不择手段追逐最大合法利润的商人获得更长效的收益.其中最主要的长效收益是,良好的家风有利于子女在科举竞争中走向高层.

总的来看,由于地球环境变得越来越严酷,公司+俱乐部的基层管理模式不可持续.人类有两条出路: 1.大规模的灾难(包括战争灾难)减少人口,恢复宽松的环境,采用印度种姓制度和甘地主义,减少甚至杜绝工业破坏;2.在现有条件下采用中国的宗族制度和儒家管理, 中上层既可以用科举竞争,也可以用市场竞争(参见图十四),把工业文明对环境的破坏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这里,不妨把第4 - 1节之尾的结论重述一遍:中国人“几千年来, 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 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 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 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引自《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94、29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