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人患的是形而上学缺乏症”。说这种话的人，对于“形而上”的理解只是西方哲学。其实西方哲学只是“思辨”出来的“形而上”，既不同于西方文化中“忏悔”出来的“形而上”，也不同于佛教中“破除执着”破出来的“形而上”。更不同于中华文化中“修身”“修道”(《四书·中庸》 )修出来的“形而上”。“思辨”最简单 ----“忏悔”、“破除”和“修”之中有思辨，可是不止于思辨 ----“忏悔”思辨的“原罪”与西方哲学思辨的“理性”，不过是一负一正而已， 但“忏悔”之后要体认上帝，这个“形而上”比思辨复杂；“破除”思辨的 “空无” 与“哲学理性”，不过是一源一流而已，而“源”的形而上比“流”复杂； “修身修道”思辨的“天理”与“哲学理性”，不过是一汇一流而已，而“汇”的形而上比“流”复杂。

“汇” 最复杂 ---- 历史是时间之汇，大一统是空间之汇，汇入个人心性，有不同的路径 ----最可靠的方法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默而识之”，其次是以 “天理”渗透于“述”之中，再次是以“良心”直接得“信”，略去“述”，直接在 “默”中悟道。用现代术语来说，最可靠的方法是认识复杂现象本身，其次是理性思辨， 再次是直觉敏悟。对个人来说，无论使用什么方法，一旦“修”出了“道”，就体认了一个具有数千年甚至上万年实践基础的文化本体。下面是一个直觉敏悟的案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个丁龙讲座，专用于介绍中国文化，始于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 ----一个退休将军雇了许多佣人， 其中只有一个中国人，名叫丁龙。将军脾气暴燥，佣人一个个地辞职，丁龙也不例外。后来将军家中失火，没有人愿意给他当仆人，丁龙却主动回来帮助他。将军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时候回来了？丁龙说，我听说你遭了灾，孔夫子教导我做人要忠诚， 能原谅人，所以特地回来帮助你。将军说，我不知道你原来是一个读书人，知道这么多古代圣人的教训。丁龙说，我家几代人都是农民，没有识字的人，孔夫子说的话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从此之后，将军不把丁龙当仆人，而是当朋友。丁龙病重时对将军说，我是单身， 这么多日子受你的照顾， 你对我太好了；我把每月的薪水都攒了下来，我死以后， 这些钱就作为对你的报答。丁龙去世之后，这个将军把丁龙历年的薪水加上另外一笔巨款，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丁龙讲座，专供研究中国文化之用，他说：“中国有这样的人，说明中国的文化传统值得研究。”。

丁龙不是知识分子， 可是比许多知识分子的“道行”高得多----无论是认识复杂现象本身， 理性思辨，还是直觉敏悟，都有助于人们修身和修道。不过，要判断更大范围中的有道和无道，还是需要较多的知识基础，需要“汇” ----

南宋后期，有个叫李心传的秘书郎向宋理宗赵昀建议：把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七人的牌位放到孔庙中，与孔孟颜回等大儒共享祭祀。

司马光政绩着著，治史有成，但在学术领域较少发挥，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地方” 。邵雍的学问与“经世致用”稍有距离， 难教难学。宋理宗在儒臣辅助下，只批准了五个人。这五个人既有个人修养，又为经世致用的知识大厦做出了贡献：周、张、二程、朱。

张载和程颢都曾经与王安石同朝为官，后来弃王而去。

张载和程颢是表兄弟。 张载发展了“气”的学说，程颢发展了“理”的学说。这两个学说都源于《易·说卦传第二章》的名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 曰仁与义。 ”在张程之前，周敦颐对这段话有过阐释发挥(“理学”也称“道学”)。周敦颐做过程颢的老师，程颐是程颢的亲弟弟。

五人之中的四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相互探讨切磋，在儒学的发展历程中推出了董仲舒之后的最重大进展。朱熹集其大成，把这个进展总结兼容在朱注《四书五经》之中(含朱熹学生注)，变成了易教易学的形式。

这个进展不是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时代的需要，是理性的必然。

张载和程颢都是进士， 但是他们都曾经学佛学道：像梁武帝萧衍一样，他们感到儒学知识大厦不能提供人生意义，不如“释(佛)、老(道)”。张载走向“释老”用了好几年的工夫。 程颢下的工夫更大， 用了十几年时间，一度讨厌科举，“有求道之志”。然而，环境(含人文环境)条件“逼迫”他们最后走上了“反(返)而求之六经”的道路。

他们面临的环境条件， 一是北宋与辽国相比，已不像汉唐那样占据绝对优势；二是王安石利用人们(含神宗赵顼) 急于强大起来的心理，把短期行为“理论化”： “过去的人想要迷惑人，利用愚昧；现在的人想要迷惑人，利用高明”，正如现代把“伪科学”甚至“宗教”全都打上“科学”的标签，结果搞得一些人“醉生梦死，不自觉也。”

张载和程颢也希望国家富强， 佛道的出世倾向于此无补，短期行为也是南辕北辙，所以他们 “反(返) 而” 入世，注重管理知识，同时探索管理知识的长远效益。“他们惟恐‘己试不信’(朱子语)，失却社会后世的信仰，所以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宁可牺牲机缘，决不肯降低理论(守死善道----引者)(此正统派的道学家所以看不起功利之浙东派，而陈龙川与朱子所以有义利、王霸之辨。浙学起于东莱，颇有近朔派处。朱子则洛学正统。经学、史学之辨，即义理与事功之辨也)。所以他们对于在野的传播学术，较之在朝的革新政治，兴味还要浓厚，并不是他们无心于政治之革新。”

张载探索的结果是“心悟”(良心)；程颢探索的结果是“天理”。他们的共同点是尊重历史和先贤。

“今人” 王安石自我强辩，自以为是，“乐己之同，恶己之异”，张载针锋相对，大声疾呼 “虚心”地“求之书要见圣人，无如《论(语)》、《孟(子)》为要。”“见圣人”不是拘泥字句，而是“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孔子和孟子总结长周期治乱经验和教训，一方面有“书”中的史料，另一方面有自己的 “心悟”，今人也应该这样。困难在于掌握分寸(中庸之道)，否则王安石也可以说他是求之书而不守旧。

张载认为， 必须用“书”来“维持此心”，“进入角色”(“入境”)：一旦发现自己有所懈怠， 就要拿起书来， 保持“此心常在”(类似于肚子饿了要吃饭，汽车跑久了要加油)，读了书还要“成诵精思”(类似于吃了饭要消化吸收，加了油要汽化点燃)，争取有自己的心得。

张载本人“多在夜中或静坐中得之”。这就是后来陆九渊王阳明提倡的“致良知”方法，简单易行。张载把“得”用纸笔记下来，不让这些“良心”丢失，最后落实为治国安邦的具体行为----“条理成书，使可举而措诸事业。”

王安石用 “高明”的理论迷惑人，程颢针锋相对，提出“天理”来解决 “道不明”的问题：“天理”是“秩序结构的合理性”，体现在一切事物之中。理学体系庞大严谨，以大量的证据来辟除“正路之蓁芜，圣门之蔽塞”，从长周期的证据(史实)中总结出“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

张载和程颢在儒学的组织管理知识中增加了新的组分， 对王安石的短期行为洞若观火。

程颢说： “自古以来的兴立(改革)，不考虑政府内外的文化背景(中外人情)，就不可能成功。”

(这个论断，对于历史上其它一些改革也适用：元末顺帝时的“脱脱更化”，在汉民族看来十分合理而且可行，可是对于蒙古族来说是“异体移植”，难以深入。)

张载年长一些， 对王安石的批评比较委婉：“你(王安石)与人为善，大家就会以善相报；如果你教玉器匠人琢玉，也许会有人不照办。”

张载和程颢的学说， 在儒学管理知识的 “大厦”中增添了重要的层次：“天理”和“良心”---- 程颢提出“天理”，南宋的朱熹完善理学体系；张载提出“良心”，南宋的陆九渊提出“心之良”，明代的王守仁(阳明)完善良知体系。

(良心对张载来说是悟出 “气”的途径，陆王认为其它知识也可以由良心来领会；张陆王三人都溯源于孟子，：“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

经过朱熹的综合，理学成为莘莘学子的“思维健身房”，其中最主要的“健身器械”是朱熹注解的《四书》，但是儒学知识的主结构仍然是《五经》和后继的官修正史。这些断代史不是当代人修，而是后一个朝代为前一个朝代修，客观真实，是“实事求是”的基础。 王阳明发扬光大起来的“良心”多用于一般民众的“教化”、学子们的初期启蒙教育、以及“感悟型”大儒返朴归真的终极追求，“理智型”大儒的终极追求常是“天理”。 “感悟型”关怀和“理智型”追求的区别，类似于欧美人本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区别。不同之处是：欧美人本主义和分析哲学互相排斥；“感悟型”关怀和“理智型”追求却能相互补充，造就更高一级的通才型杰出人物。

有了 “天理” 和“良心”，儒学就解答了千年之前梁武帝萧衍面临的课题：从此之后，第一流人才不必从佛学之中寻求人生意义， 也没有必要从老庄道教之中寻求人生意义。

理学体系庞大严谨，掌握理学知识较难，必须智商高，有悟性，正好在科举竞争中设置“关卡”，汰劣择优 ----“门槛”高，“进门”的人不多，想“拉关系”的人找不到“后门” 。良知体系简明易懂，有利于社会化，教化普及，与佛道相抗。天理良心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能够从总体上判断社会状况：有道，还是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