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判断要接受历史的检验， 正如自然科学的推论要接受实验检验， 不能是“纯思辨” ----中国的环境相对严酷，生存延续就是意义，个体延续要修身齐家，群体延续要治国平天下，不允许人们空谈。就连庄子说起自己的追求时，也不得不借用生存延续的故事：“泉水干了，泉中的鱼都成了陆上的鱼，它们互相用泡沫挽救对方，相濡以沫，试图苟存。这种精神虽然很好， 可是怎么比得上在大江大湖之中谁也不理谁呢？人也是这样，与其说尧帝很好，夏桀很坏，还不如把他们都忘掉，只去体会物我两忘的‘道’。”这个故事记在《庄子·大宗师》中。中国人读了之后，广为流传的智者名言是故事的前一半：“不如相忘于江湖” ； 而不是故事的后一半：“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原因很简单：人要相忘于世间，必须饮食无忧，予取予求。在太平洋西岸，实在太不现实。鱼就好办多了：在近代污染之前，东亚大陆上毕竟还有许多大江大湖，有条件“相忘”。只有相忘的生命，才有闲情逸致去琢磨形而上的 “流”，才能“两忘”：忘源，忘汇。在严酷的环境之中，相濡以沫是唯一的生机， 只有相濡以沫，那些干泉中的鱼才可能延续到泉水重喷的时刻。处在太平洋西岸的人们，也要相濡以沫，才能生生不息。

《红楼梦》 中有一首《好了诗》，嘲讽“世人”的观念价值，很有“两忘”的神韵，读来令人痛快。可是，如果有哪个男人把这首诗当真，那就非出家当和尚不可；如果有哪个女人当真，那就得当尼姑。年轻的主人公有出世倾向，因为对于书中的这些主人公来说，世上的荣华富贵太容易得到了：《红楼》之中，抛金撒银，地义天经。如果他们的长辈像他们那样出世不归，只留下绳床败瓦，他们自己就不会老想着出世了。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不像他的主人公那么幼稚，他非常理解现实的生活：他导演的第一个出场人物是空空道人。空空道人的第一段台词，  说出了现实社会的两大特点：“石兄，你这一段故事，第一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并无大忠大贤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朝代年纪”就是不相忘，不但同时代的人们不能相忘，而且世世代代都不相忘。“大忠大贤”当然就是入世，而不是出世。举世无双的文学奇葩，只能产生于举世无双的文学生活，客观的社会生活和主观的精神生活。这样的生活，只在中国：曹雪芹“历尽”的“炎凉世态”，比狄更斯和巴尔扎克要丰富得多，“高级”得多；曹雪芹的“梦幻”，也比托尔斯泰更深刻，更“终极”。《红楼梦》是在一个成熟的社会大框架之内上演的人间悲喜剧。

不妨再写一首 《新好了诗》，让那些不想当和尚的男人，还有不想当尼姑的女人，找回心理平衡：

都说世上自由好，只有吃喝由不了！辘辘饥肠谁自由？三餐一少不得了。

都说平等般般好，有女有男平不了！香火僧尼传哪方？人家子女骗来了。

都说博爱般般好，只有恶徒博不了！你爱坏人他害你，谁还敢爱归西了。

都说思辨般般好，只有万民辨不了！你不公正他造反，烟灭灰飞完蛋了。

中国人不止于 “纯思辨” ，也不是不愿意“相忘于江湖”，而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生存延续！

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社会(含经济)生存延续面临的主要制约是缺少信用，信用危机的终端受害者是农民， 农村中出现严重的不稳定局面。这比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比社会道德水平下降，比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制约都大。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原因是本民族文化缺位，儒家管理学缺位，而西方管理学不能到位，因为西方文化的光明面难学 ----中国人不能像西方人那样体认原罪，不会忏悔，不归依上帝，也不像挣脱上帝怀抱的西方人那样执着创新，信赖法律甚于家人。结果，民主与法治的机制不健全 ， 宏观决策出现严重失误。

经济信用失常，严格说来不是伦理规范的问题，而是“正式竞争规则”能不能得到执行的问题 ----在法制健全的社会中， 人们即使没有道德， 也必须有信用，不然就无法立足， 无法生存。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0416》)：没有道德(义)的人(小人)，对于利害关系(利)还是知道的。如果法制健全，几个案例判下来，就能让这种人明白(喻)：不守信用就没有“利”。

当社会中的多数人都 “喻”了之后，还是可以分出不同的层次：以“利”守法，是最基本的伦理规范；以“义”守法，是较高的伦理规范；“克己复礼” ，是更高的伦理规范；“守死善道”，是最高的伦理规范。如果高层有道，限下有法，社会的道德水平就比较高；如果高层失道，下限缺法，社会道德水平就一定很低。

即使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 对于中国这种拥有五千年文明的社会， 如果“伦理规范”没有败坏到很大的程度，人们还是有可能保持一些基本信用，也就是用“文化覆盖”替换“生理武力覆盖”。日本和四小龙就经历过这样的阶段。然而，在中国大陆，由于对五千年文明的破坏太大，到了二十世纪后期，知识分子技术工人和年轻干部下海之后没有及时加强法制， 反而实行了生产资料市场与政府行为双轨制、选民难以监督的城市土地国有制、超前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欠下了越来越多的“法制债”，文化覆盖难以弥补----发包的信不过承包的，老板信不过搭档， 更信不过外派的，上级也信不过下级----“钟爱的部下带着全部的客户资料走了，要么是另起炉灶，要么是去对手处‘投诚’”“怀孕这样严肃的大事，也会成为偷奸耍滑的伎俩，114元的出租车票有人改写为‘174元’；请朋友吃饭的饭费”作为“请客户”来报销， “辞职前， 狂打手机、 费用猛升，信用卡恶意透支；尽管保安措施严密，键盘、‘鼠’ (鼠标)或‘猫’(modem，调制解调器)却常常不明不白丧失；员工拿着公司手机、设备等财产不辞而别。年经的经理史博德先生开始怀疑母公司的文化和管理方式，是否适合于 ‘中国国情’。”。

由于不了解中国国情， 美国自1992年之后的20个基金40亿美元“遭遇了中国的滑铁卢” ， 全军覆没， 不但没有赢利，而且净资产下降。信用危机已经跨出国门：“外国银行对中国企业也有 ‘不信任’ 的感觉，不知道哪些中国企业、  哪些中国项目可靠。有些企业总是不申报真实的资产，让外国银行产生对其不信任的感觉，这是自毁信誉。”。

缺少信用的问题从上到下蔓延，从官员到商人到明星，再到想当官想发财和想当明星的人 ---- 不但足球丑闻不断，就连乒乓球少年体校中，也盛传邓亚萍的父母曾经托人更改户口，减少年龄，使她在少年比赛中颖脱而出。即使这个传闻纯属虚构，也说明有人想借邓亚萍来为自己更改年龄找理由。凡是存在激烈竞争的领域， 如果动用国家力量急功近利， 法制建设就不可能及时到位，弄虚作假的行为就不可避免，因为急功近利的政策导向必然是 “以短效成败论英雄” ，对于竞争过程中的道德缺失网开一面。鸦片战争之后，“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本来只限于增强国防力量，后来却一步步地在各个领域中都把“西学” 拿来“用”，而且变本加厉 ----为了在国际比赛中升起中国国旗，少年体校这样的竞赛选拔制度应运而生，不但把财政负担最终转嫁到农民身上，而且败坏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得不偿失，甚至比西方人“失”的更多 ---- 西方在体育竞赛中的道德缺失只体现于成人，如激素类违禁药物；而在中国，道德缺失却污染少年的心灵。

计划经济扩展到计划冠军，甚至计划教育，其结果是道德下跌 ---- 在“改年龄”的过程中， 从教练， 到家长，到户籍警察，到少年儿童，“一条龙”弄虚作假，“一条龙”缺德。与此类似的是入小学、初中、高中的竞争：三好生保送，就近入学，分区报考，等等，每一种竞争中都有 “灰色空间”：贿赂班主任、转户口、拉关系、“投赞助”，等等。“特长生” 本来是相对公正的，西方人无论如何想不到会在户籍警察的手里把公正变成不公正。西方人更不会想到，即使公正获胜的特长生，也可能出现制度诱导型道德滑坡，可称之为 “本位诱逼型”道德滑坡：2000年之前，北京只有一所不设初中的重点高中，即西城区的北京四中，被称为“批量生产北大清华本科生”的唯一高中，它的生源只能来自设有初中的中学，尽管初中生可以不受区县限制报考北京四中，但是其他重点高中常常制定“土政策”，为本校优秀生提供“保险”，即只填本校一个志愿，如果计算机排名落榜，档案落入本区教育局，最后由本校从教育局把档案找回来。北京四中为了争取到较好的生源，只好采取反措施： 提前召开获有证书的科技特长生家长会，说明只要户口转入西城区，保证录取， 方法同上。这样一来，与户警有关系的非西城区家长们，就可能让自己的孩子暂时“变成”一个素不相识的西城人家的外孙或孙子，或外甥，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计算机排名”的公正性，到了区教育局这样的计划型管理部门只能“打道回府”。

公有制和计划型管理之所以能够 “春雨润物细无声”地诱导道德滑坡，在于没有明确的受损害人，行为者不过是面对一个制度， 在最初根本意识不到道德压力；相反，参与“开发” 制度漏洞的人反倒有一种“互助互利”的道德感。这样的过程在住房分配、住房面积补贴等过程中以更大的“细无声”规模来“润物”。

法制的失落还表现在： 不属于 “大案要案”的“中案”不值得全力侦破，至于“小案” ， 如果不是 “顺手牵羊” ，“自投罗网”，简直就不是“案”。写在法律条文中的“案” ，少则“打折”五成，多则七八九成，“跳楼价甩卖”，有的干脆“免费”，“血本无归”----法制债越欠越多，恶性循环，导致“全社会的道德败坏，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有人形象地将之概括成‘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卖灵魂’。”

中国的崛起，有赖于中华文化复位，政治与商人脱钩，帮助农民敬宗收族，土地所有权交给宗族，同时规范宗族，鼓励城乡联宗，这样，城市居民才会自愿地向农村投资，信用机制才能建立起来 ---- 土地是最重要的 “恒产” ，无论东方西方，都是“信用”的基础。正如孟子所说：“没有自己经常性的生存产业而能承担责任，这只有志士能够办到。 普通百姓如果没有经常性的生存产业，就不会承担责任。没有责任感和义务感，就会走上歪道邪路，什么都敢干。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用刑罚制裁，这是引诱他们自投罗网。 如果管理者是仁人，怎么能这样做呢？”

以土地的宗族所有制为基础， 就能够建立起全社会的信用保障体系----以族长介绍信和通讯网络查询为核心， 从上到下敬事而信，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整顿好公务员和执法人员队伍， 清除腐败。 这样，才可能在可持续的正路上开发丰富的人力资源，教育教化并重，利用知识经济浪潮带来的新机遇，妥善处理各社会阶层利益平衡。儒家管理学的原则还可以推广到处理好民族和宗教关系：说了自治，就要落到现实层面上，这才是“信”----只要求大一统，互相认同，和平共处，贡赐依礼，不要求大一律，不把一个模式强加给自治区域。 正如政府不必管理每一个宗族的内部事务。正因为儒家管理学注重人和，注重“信”，坚守公正和人道，所以才有了第1 - 6节所述的规律：“早尊儒，早安定，晚尊儒，晚安定，不尊儒，不安定----两千年无例外”。

从全球的现代化过程来看， 儒家管理学的“有道”，正是用高品味来平衡高技术，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我们相信，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仅存的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之一，在高品味*方面能为人类作出贡献，例如中国人对天、地、人的看法，灵性、伦理、哲学和人际关系的丰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