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方式与上述的文献检索的不同之处是： 对文献中的事实进行了新的对比、分析归纳、统计处理等等；或利用档案找到了新实事，这些实事在正式出版的文献中没有出现过。

例如对中国人来说，常常认为宋明清是封建社会，可是把《红楼梦》与英国的《傲慢与偏见》 、法国的《包法利夫人》、俄国的《战争与和平》进行对比，可以分析归纳出新的结论：英、法、俄在近代之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中国却不是。

从小说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可以知道：在近代之前的英、法、俄国，谁要敢让过去的贵族 “降格”，那就得跟谁“玩儿命”。封建城堡的社会结构十分简单：城堡主人是封建主，世世代代不变，不管是称王，称公，称侯，还是称伯，除非开兵见仗，没有别人来降他的人格；可是在《红楼梦》第十四回中却描述了社会生活中普遍性的降级：

东南西北四个 “王府” 在路上设棚，为宁国府的媳妇秦可卿送殡(祭)。接下来有一句：“原来这四王，当日惟北静王功最高，及今子孙犹袭王爵。”

东西南三王的子孙，已经不袭王爵。过去“封”的镇国公，孙子辈降成了“伯”；理国公之孙，现在降成了“子”；齐国公之孙，现在降成了三品将军；侯伯的子孙，降成了“男”、“游击”、“五城兵马司”之类，有的干脆成了“公子”，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高干子弟”，没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和平时期，没有立新功就降等。这根本不是“封建”！

秦汉之后的中国已经是大一统社会， 秦是军事帝国，汉隋唐宋明清是科举竞争社会，都不是封建社会。

社会学的基础文献， 主要不是“理论专著”，而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经典文学，以及真实事件的新闻报道和史实记载。尤其是跨文化的社会研究，不能只看对方的“理论专著”，而要注意对方的真实生活。例如中国有些学者常常把欧美的法治与人治对立起来，就是因为看多了理论，看少了实事。其实，“欧美的法治之中有人治”，这个假设得到了如下事实的检验：欧美民事诉讼的最后由陪审团来定罪，就是“人治”；庭审过程中的人证誓词有赖于基督教文化背景，也是人治。

第二种研究方法是“实境生活”：研究者在一年左右或一年以上的时期内，作为普通一员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之中。 例如一个中国留学生与西欧大学生混住在同一幢公寓楼中，就是在西欧社会中的“实境生活”；而一个住在使馆中的外交官，却只能说是“实地生活” ，而不能说是“实境生活”。与社会学密不可分的人类学，包括与人类相近的灵长目的社会研究，都重视 “实境生活” 。对于黑猩猩的研究不可能完全混住，但也要长期“磨合”。“实境生活”的时期至少要在一年左右，因为地球上的四季变化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

“实境生活”是社会学“实事”的主要来源，也称“第一手资料”。最重要的文献就是过去的实境生活的记录和总结。

第三种方法是实地调查， 也称访问，比新闻采访更深入，更全面，更有代表性。访追踪课题热点，不追踪传媒热点，这样就比新闻采访更深入。访问可以为受访者保密，这样就比新闻采访更全面。访问能采用随机抽样，分层随机抽样，或逐个调查等方式，这样就比新闻采访更有代表性。有些细致的实地调查，接近于实境生活，只是一次延续的时间较短。研究者常常受到经费约束，力图在短期内收集到所需要的资料，所以不像实境生活那样从容自然。

第四种方法是问卷调查： 邮寄问卷，或电话问卷由研究者代笔答卷。大多数问卷调查数据不是 “实事求是”，而是“模型求量”：研究者提出问题的时候，已经有了“框框”模型，问卷设计者只问那些被模型“框住”的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模型中的“因子”及其社会均值(参量) ，而不是“事实”。因子或参量比真实世界中的相关事物简单得多，所以有关研究结果的价值也就比实境调查和实地调查小得多， 更不可能像文献检索那样发现较长时期的社会规律。因此，问卷调查的结果较少用于决策过程，这些结果不比一个“明察暗访” 的决策者所掌握的情报多，更不包括新苗头、新动向、新问题，所以，问卷调查数据常常出现在消闲报刊上，用来满足较低层次的精神需要，十分类似于星象预测。

问卷调查是研究方案中最为容易的一种。 只要不是文盲，筹到了必要的经费，就可以搞一次问卷调查： 无论调查的质量是高还是低，反正能够拿出调查结果。现代的“社会学家” 满天飞，就因为有些人做了几次甚至一次问卷调查就自认为是社会学家。其实，问卷结果是社会研究中最缺少知识的内容，问卷本身相当于自然研究中的技术，普通人学了就会用。就像开汽车，是技术而不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