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成功的问卷调查是社会知识派生的结果。例如，“美国多数选民在二十世纪愿意真实说出自己投谁的票”就是一个社会知识：这是一个可承认事实，相当于自然科学中的新发现。有了这个知识，才能派生出一个纯技术问题：分层随机取样问卷，可以既节省调查费用，又相当准确地预测选举结果。

也有一些技术与科学无关，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给“摸”出来的；这种技术也可能很实用，但是在社会学中很少。

能够较准确地预测全民普选结果，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1，每张选票对于最后结果具有固定的效用，目前是每票等值，因子参量与最后结果线性相关，总体等于部分之和；2，在调查日期与选举日期之间， 选民中的多数人都不会改变选择，很少出现“时滞”效应；3，多数选民都愿意把自己的选择公开说出来，不但没有顾虑，而且还怕不能影响更多的人；4，选举程序中监督严格，投票和计票较少伪假冒。

前两个条件，是线性简单系统的条件，物理化学系统都满足这两个条件。但是，人类社会是最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比生物学中的生态系统还要复杂，只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在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 又只有极为特殊的问卷调查能够付诸实施。 预测选举结果的调查之所以能够得到资助， 是因为： 1，人有“探秘”需要，调查结果能够帮助传媒获得广告收益；2，在调查结果发布日期与选举结果发布日期之间，有足够长的时间，使人们感到自己确实“探”到了“秘”。

第五种方法是实验观察：可以在实验室内，也可以在一些控制了条件的现场进行。这种研究中的规律性假设最多，“框框”最多，几乎完全是在研究“因子(参量)”，不是研究“事实”。所以有关研究结果的价值也就比上述的四种方式更有限，甚至可能有副作用。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有一家电气公司，为了提高生产率，把一个叫做霍桑的实验场交给社会学家管理，寻找调动工人积极性的方法。社会学家把一组女工与其他工人分开，先是改变了照明条件，发现生产率提高了。后来改变了工间喝咖啡的休息时间，生产率又提高了；再后来改变了付工资的办法，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最后，所有的条件都恢复为老样子，生产率竟然还是进一步提高！

这些社会学家所使用的方法， 是物理学家的实验方法：首先作出一个假设，即某一因子如照明条件会影响生产率，然后通过实验来证明这个假设是正确的。这个实例的结果证明：物理学家的实验方法，对于社会学来说是无效的，也就是说，这一类实验不能使人们获取正确的社会知识。其中的问题在于：物理学家能够控制实验条件，而社会学家却不能。尽管那些女工与其他的工人分开了，却与作实验的社会学家分不开：她们感到自己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为此感到高兴，所以结成一个紧密的合作群体，尽最大努力来使社会学家高兴。也就是说，女工们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些实验对象，实验本身当然就无法使社会学家获取正确的社会知识。

这个研究还提醒社会学家：对于社会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有可能提高研究对象的积极性， 也就是产生了“霍桑效应”。因此，对于“害群之马”的研究，应该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例如对于罪犯、吸毒者、卖淫者、同性恋者等群体的研究，即使学者们的初始用意是要减少这些丑恶现象，其结果却往往南辕北辙，反而助长了这些群体的社会影响和规模。有的社会学家，一开始就想“客观地”加以研究，其结果不但助长了这些丑恶现象，甚至使得社会学家本人也开始同情“害群之马”，为其辩护。

社会学家也都是普通人， 有的人不免“爱屋及鸟”，为了自己的“职业饭碗儿”，下意识地为研究对象进行辩护。 即使社会学家之中有可能出现个别的“坐怀不乱”的“纯学者”，从整个社会来看，也不能以群体延续为代价来满足这种“纯洁者”的个人兴趣。

“理论兴趣” 和“新闻兴趣”一样，都要放到“群体延续”的天平上称一称， 到底能值多少斤?

社会学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应该学习孔子的态度：无助于群体延续的事情，很难判定是否有害，要“存而不论”，少说为佳 ---- 孔子就不说“怪、力、乱、神”。

上述五种方案中的一种或几种并用，可以作为一个研究方案。有了研究方案，研究程序的第五个环节就可以进行， 也就是收集资料。最后的研究结果不会比资料本身更准确，但是，如上所述，收集资料也是一个“网络”中的节点，它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它的详实程度与研究者的综合素质相关。

社会现象是人类已知的最复杂的现象， 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记下文献或档案中的全部实事，也不可能在实地记下全部细节，如何取舍，完全取决于研究者的水平。问卷调查中对问题的设计，必然受制于研究者本人的知识广度和深度； 实验观察中对潜在干扰的排除，也受制于研究者对于复杂对象的理解程度，以及控制条件的客观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