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相对于异常火爆活跃的文艺创作，确实不那么引人注目。理论文章的著述常常被挤在报刊亭或书店的一角，书摊上的文艺理论专著更是寥若晨星，常使以评论为业者显出几分尴尬。然而，３０年来，许多理论工作者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甘于寂寞，不计名利，有时甚至需要顶着各种压力和误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寻求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３０年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的结果，在繁华似锦的文艺园地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尽管人们可以从文化环境、学术水准、理论建树等方面指出理论工作存在的不足，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无视新时期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显著成绩。与文艺创作空前的繁荣发展一样，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进步前所未有。

30年来，理论界思想解放，争鸣踊跃，论题广泛，研究深入，理论建树颇丰，当之无愧地与创作共同构筑起新时期文艺繁荣的大厦。可以说，新的历史时期，是我国文艺理论建设紧扣时代脉搏，与历史发展同步的时期；是着眼学科建设，文艺理论全方位跃动的时期；是追踪创作实际，切实推进文艺繁荣的时期；是理论批评强化自主意识，走向理论成熟的时期。

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４）：正本清源，重新审视文艺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从“真理标准”讨论到１９８４年，是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所经历的一个重要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时期。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清算他们在文化领域里的倒行逆施，认真清理和辨别一些重大的思想理论是非，恢复和发扬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一些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检讨。

在这个阶段，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向大会致了一篇热情洋溢、语重心长的祝词。祝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地位和作用，对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对艺术形式、艺术风格、文艺理论与批评以及党如何改善和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作出了许多重要的、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成为新时期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阶段，文艺界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关于文艺本质、文艺真实性、文艺典型性，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在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尤其是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彻底突破了长期困扰文艺界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狭隘观念，标志着文艺不在仅理论建设方面，而且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二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８９）：上下求索，积极寻求理论与批评的新突破。

１９８５年，在中国当代文艺尤其是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值得格外注目。这一年文艺理论从沸沸扬扬、高潮迭起的文艺创作思潮的幕后走向台前，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以及其他相关的新概念成为理论界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有关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迅猛升温且势头颇健，人们通常称1985年为“方法论年”。理论意识的觉醒似乎孕育着文艺理论研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