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现代主义作品和理论的译介与吸收，大大地丰富与促进了上世纪80年代多元的文艺格局的形成，但现实主义始终是主潮。而无论什么方法，表现在创作上，都无不把大写的人的描写，包括其深层心理和性格层面的剖析与展示，放在中心的地位。表现在理论批评上，就是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关注，在这方面“性格组合论”的提出，是一个重要表现。它的优长在于不再把人的性格看做单一的、线性的、扁平的，而是用黑格尔矛盾两极的二分法，给出了“半是天使，半是魔鬼”的剖析，缺陷也正生于此，实际上是把人物性格的多维性和多层次性简化了。这个理论对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我所知，魏明伦的《夕照岐山》里诸葛亮的性格塑造，就是颇受了“性格组合论”的影响。

从“文化热”到文学的世纪反思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现代文化理论，主要是文化人类学著作的译介，很快便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文艺界形成一股“文化热”。“文化热”的出现，是人们对“左”的、被无限膨胀并且绝对化了的政治理念及其灾难性实践的一种反拨，大家早就烦透了那一套。这也是思想解放的成果。但文化是有承传的，无论就心理层面还是就物质层面来看，都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于是敏感的作家和艺术家，便在本民族的文化中寻求对当代生活的历史阐释。

在美术界，是周韶华的《大河寻源》让观众、让批评家眼前为之一亮。他从黄河母亲河的入海口，一直走到河源的星宿海，画到星宿海。他所寻之源，不是黄河的一般自然之源，也不是经流的自然风物，他探寻的是中华民族的与黄河文明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之源，这给当时的画坛带来一次巨大的冲击。

在我的印象里，周韵华的《大河寻源》是稍早于文学界的“文化寻根”小说的潮流的。文化寻根小说，是紧接着“反思文学”之后出现的一个群体性文学现象。“反思文学”先是对“文革”浩劫的反思，而后把反思的时限前推数年、十数年，以至数十年。反思文学在题材选取和主题取向上，主要是针对数十年左祸对人、人性和历史的政治扭曲的，因而在评价和判断的标准上，虽然与左祸肆虐的方向截然相反，但本身也一样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绝大部分“反思文学”作品不同的是，“文化寻根”小说则更多关注人物的自身，上承“五四”启蒙文学，特别是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挖民族劣根性的传统，代表性作品如《爸爸爸》、《小鲍庄》等，作家看到的多是民族文化的负面，这在如《老井》、《远村》那样让人对主人公命运深表同情的作品中，也不例外。在巴金晚年可以列入反思文学的散文杰作《随想录》中，巴老对作为创作主体的自我，也做了无情的解剖，这种精神并未在“文化寻根”小说中加以承接。文化寻根的小说家们从文化角度看人、写人，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他们不再把政治标准第一的戒律当一回事。尽管一些文化寻根的小说家，在推出作品的同时，在报纸上写文章申明他们的艺术主张，但他们的作品及其影响，远较他们的申明，要深刻得多，在当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也要大得多。

进入世纪之交，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历史反思的潮流，文艺界以自己特有的形式，放大了这个潮流，影响了整个社会人群。我称之为文化的世纪反思。它的视野是文化的，发生在２０世纪和２１世纪之交，反思的时限大体在２０世纪之内，也有延伸到鸦片战争的，那就有了１６０年左右的跨度。因为不止于文艺界，所以我又称之为世纪之交的文化反思。而世纪之交文化反思的主力军和主要领域则在文学，它的源头，一是反思，一是文化，都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的80年代。

被我划归世纪反思潮流的作品，既深化了反思文学的反思，拓展了它的关注面，延伸了它的时间历史跨度，又承续了“文化寻根”小说的文化角度，拓宽了文化观察的视野。在我看来，这股潮流的最早出现在80年代的后期。小说有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在报告文学创作上，发表于１９８９年初的钱纲的《海葬》，是一曲大清国北洋水师的挽歌，从建军、成军，直到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全方位地展现了洋务运动的功过是非，对李鸿章的评价也力图摆脱以往的政治历史框架。

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出现了一系列以晚清近代历史为题材的史志性世纪反思型优秀作品，有代表性者如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张建伟的《世纪晚钟》系列、程童一等的《开埠——上海南京路１５０年》等。报告文学是一个在３０年改革开放中得到了长足发展的文学门类，从原来散文的一种的特写，取得如今可以与小说、诗歌、散文相颉颃的独立地位，不仅有了一支包括了老中青在内的有实力的创作队伍，而且也有了专门从事报告文学研究和评论的批评家队伍，尽管在人数和实力上还弱于创作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