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上古、中古时代，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天命观。什么是天命，又如何得悉这种天命呢？这里就有两种方式：其一是观察德行，敬天、保民、恭谨、勤政等美德，定是符于天命；而放纵、奸邪、乐逸、残民等恶德，定是违背于天命，这就是《汤诰》中所说的：“天道福善祸淫”（译文：天道降福于有德者，降祸于淫乱者）。其二是通过颇富神秘色彩的“龟筮”占卜传达天命，“龟”是以龟甲灼后裂纹图象测吉凶，“筮”是蓍草，以草之奇偶测吉凶。

在这两种方式的选择上，德行的选择应该说优于“龟筮”的判断。《尚书·大禹谟》载：舜有意让位于禹，禹推辞说应当以“龟筮”占卜吉凶，舜帝对禹说“朕谋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很显然，舜认为禹之德行配天，授位予禹是符合“天命”的，根本不需用“龟筮”。周武王伐纣时，卜筮占得“大凶”，姜太公便毁了蓍草，说枯骨死草等能知道不吉利，更是不以“龟筮”为准则。

其实德行的核心是“保民”或“爱民”，《尚书·仲虺之诰》中云：“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太甲》中云：“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古人虽然口口声声的“天命”，其实落实到政治当中，“天命”就是“民命”，敬天即为敬民，畏天即为畏民，这也是《尚书》这本书的思想精义呀。

后世封建社会虽然延续了上古时代“敬天”的思想，但实际上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中，这种“天命”实际上只是皇族们表现出的文化上的姿态，绝对的皇权使其既不敬畏于民，也其实不畏于上天的惩罚，这种历史，真值得我们去探讨啊。

五

《泰誓》三篇也是伪古文尚书，自伏生传二十八篇尚书后，到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得《泰誓》，这样，合成二十九篇。《汉书》所记：“经二十九卷”，即是附加上《泰誓》这一篇，实际上《泰誓》又常被割裂为三篇，分为上、中、下三部。现今所传下的《泰誓》三篇，是明显的尚书赝品，马融、郑玄等人就怀疑过《泰誓》的真伪，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也有强有力的证据。

其实《泰誓》的思想很深刻，即使是赝品，无非是后世贤者借用前世圣人的名字写出的，就象《黄帝内经》一样，没有人认同这是黄帝本人的著作，但并不妨碍其为伟大的著作。《泰誓》中有许多非常精辟的语句，闪烁着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光辉成分，以下我附录一些：“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我读《尚书》至今，未有如本篇表达得淋漓酣畅。我怀疑本篇的作者可能是孟子学派的传人，或者是对孟子理论非常的熟悉，可以对比一下孟子的文章：“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菅，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这是君王与臣民的关系，再对比孟子叙述民心：“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离娄上》）

中国的经典中富含民本主义的思想，而历史的发展却走向专制极权之路，文化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毕竟值得我们深入地反思。

六

《尚书》是一本很难读的书，因为文字太古奥了，但这本书又非得要了解一下，因为这本书是中国原始文化的纪录。从尧到秦穆公，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三代时的事，即使是孔子看来，也已经算是非常久远的事情了，就尤如我们现在看孔子一样。统治中国政治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儒学，其来源就是从三代延续下来的历代君臣的言行纪录，就是《尚书》。作为六经之一的《尚书》，在一百年前，还是读书人必读的经典，一百年后，却被无情地抛弃，人们印象中，还在读《尚书》的人，想必就是迂腐不堪的老夫子，吹胡子瞪眼睛的，整天念着之乎者也，从圣坛上走下，如高山落石，速度何其快也。

中国是善于走极端的民族，这似乎与儒家的“中庸”教义不太相衬。中国人长于保守，也长于破坏。长于保守，比如中国的政治思想，从秦汉以降，罕有创新，固步自封几乎是明清时政治的写照，一代代的思想大师们从来不敢越儒学雷池于一步，更不要说创造出西方式的民主思想。长于破坏，当数千年的儒学体系一旦分崩离析时，竟然找不到一点藏身之所，如果当今西方人到中国大地来寻找儒学文化的精神，那无异于缘木求鱼，只要看看最后的儒学大师熊十力、梁漱溟等人的建国后的下场，就知道传统精神剩下了多少。对比邻国日本，日本百年腾飞史，不同人有着不同的理由，如果在我看来，日本的优势和动力，无不来自于其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包括神道、儒教、佛教以及日本之所以为日本的最刚强的精神——武士道。

(责任编辑：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