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第十一》所讨论的是统治层面上的相互关系，反映的是韩非置身其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环境。一般认为韩非的思想与战国末期的发展趋势相符，用一些人的词汇，是顺应了社会的发展，但是从他对“重人”如此的忌恨，对君主专制的如此崇拜，很难说他看明白了当其时四分五裂，权臣逐庸主的内在特性。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言论投赢政之好，后来者也不至于把他看成法家的集大成者，其实只是一个爱耍小脾气的偏执者。

只在《孤愤第十一》一章，我们也可以看出韩非思想是非理性的合成。例如：“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难道韩非就忘记了他的老韩家当年也不过是晋侯的陪臣？他所进言的“人主”本身就是“公患”。不尊重历史的讨论也就不可能理解社会发展的本质，韩非思想的生命力只存在于历代那些患得患失的、即得利益阶层的无耻的祈盼之中。正如贪脏1700余万元人民币的河北省前副省长丛福奎的求神拜佛，以避鬼袪灾。

韩非师从荀況，或称儒学一脉，但是这一派系始自荀況已经背离儒学，直至韩非已经登临离经叛道的悬崖绝壁。

孔子是如何看待君臣关系？《论语》中有这样的对话：“（鲁）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里的君臣关系是平等和互相制约的。《孤愤第十一》一章，韩非议论的主题也是君臣关系，可以摘其议论，视此偏执书生如何构思专制者的疯狂：

韩非说，“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在这一句中，同样是过错，对于“人臣”而言是“大罪”；对于“人主”而言是“大失”。 一介书生韩非的帝王立场是如此坚定。因此下面对于“主”与“臣”利益的评判也就爱憎分明了。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混乱，但是人与人的关系相对于之前的王权和之后的帝权，还是比较平等的，所以这一时期能够出现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混乱实际上是旧王权的崩溃，而社会处在这样的三岔路口上：是走向人性更加开放，人权更加丰富，人类更加解放的社会；还是继续王权的时代。善与恶在此分野，人性与兽性在这里分手。孔子超越了大道之隐的王权，瞻望大道之行的“三代之英”。但是荀况和他的弟子们却与孔子背道而驰，他们甚至抛弃“王权”仅有的“善”的面纱，顺应残暴的势力，鼓吹专制和极权。赢政的暴政因此有了合理的解释，让千秋万代后的即得利益者依然悬首相望。

“孤愤”也者，“孤”矣“愤”矣。“孤”则孤家寡人，“愤”则倒行逆施。“孤愤”――法西斯主义理论――捆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中间插一柄斧头，象征着万众一心，服从一个意志，一个权力。

一个和谐的社会，人不能孤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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