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18.8 逸民①：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少连②。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③，行中虑④，其斯而已矣⑤。”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⑥，身中清⑦，废中权⑧。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⑨。”

【注释】

① 逸民：超逸绝伦而又遭遗佚失去权位的人。旧注多指隐居之人。   ②伯夷、叔齐：见《公冶长》第２３章；虞仲：周太王次子（见《秦伯》第１章）夷逸：《尸子》、《说苑》谓夷人诡诸之后。朱张：《荀子》谓子弓者，见王弼《论语》注。柳下惠：见《卫灵公》第13章。少连：东夷人。见《礼﹒杂记》、《孔子家语》。   ③ 言中伦：言语合乎逻辑顺序。中，读去声（zhong）符合，合于。下同。   ④ 行中虑：“行为合乎理智。虑，思虑。这里当理智讲。   ⑤ 斯：这样，代词。而已矣：句末语气词连用，表限止语气。可译为“罢了”。   ⑥ 放言：放肆直言，说话无顾忌。  ⑦ 身中清：洁身自好，保持清廉。   ⑧ 废中权：废，发也。《墨子 •兼爱中》：“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废，发也。“废中权”意味行为主张达于权变。无可无不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语译】

那些失去权位而超逸绝伦的名士，屈指可数的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孔子说：“不改变自己的志气，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大概是伯夷、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虽然被迫降低自己的志气，屈辱了自己的身份，但是他们找的理论合乎逻辑，行为也合乎理智，虽然如此。”又说：“虞仲、夷逸，避世隐居，说话无顾忌，洁身自好，行为和主张都能达乎权变。我和这些人不同，（对他们的言行）既不全部赞同，也不完全否定。

【解读】

本章孔子论超逸绝伦之人。

本章理解难点在“逸民”二字，旧注均以为“隐逸之人”，即“隐士”，此注欠妥，当注为“超绝”，“超逸”或“超群”，逸民即操行品德超逸之人，“逸”为“超绝”义，书证颇多，不必赘证。超逸之人，即属孔子所论之“贤人”，他们是社会贤达，退则独守，达则兼善，通称超逸之人。此其一。

其二，据前人注疏，虞仲，即仲雍，周朝古公父次子，吴泰伯之弟，泰伯无子，仲雍继立，即为吴仲雍。关于虞仲或隐或仕尚有争议，暂且不论。柳下惠，孟子称之为“圣之和者也”，当属超逸之人，从来就没有隐居，孟子赞扬柳下惠说：“他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扼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柳下惠侍奉污浊之君不以为羞耻，连“小官”都不“推辞”，进仕任官不隐藏自己的才能，凡事中规中矩，遗佚退处也不怨恨，遭受穷困也不忧愁，与普通百姓关系亲近融洽。柳下惠认为社会黑暗，世道污浊，只要我洁身自好，别人是不能污染我的，“赤膊露体于我侧，也不能沾染于我。”就这样一个人，怎么能算得上是隐逸之士呢？孟子所说，我们如果还嫌距离远了，难能采信，我们再看《论语•微子篇》，即本篇。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担任典狱官，直道事君，多次被罢免，从无怨言，别人劝他离开父母之邦，异地求仕，他坚持在父母之邦，并仍然“直道而事人”，足见他一天也没有退隐过，柳下惠是一个品行超群、仁以为己任、不屈不挠、孜孜以求、努力工作的人。

我们再从孔子对三类人所作的横向切面比较来看，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既不降志又不辱身，只好隐居，“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柳下惠，少连则是既降志又辱身，既降且辱，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均可出世任官，的确不可能是隐士，他们恪守个人修养，内方外圆，出污泥而不染，屈己以待人，言语符合伦理规范，行为深思熟虑，符合道德要求，虞仲、夷逸，志向方面属于伯夷、叔齐类，“不降志不辱身。”走隐逸退守的道路，行动方面与柳下惠则不同，言语方面与柳下惠也不同，不愿意受约束，“隐居放言”。批评时政，臧否是非，评论千古，纵意而谈，无拘无束，开启了魏晋清淡的先河。他们对自身要求属于清廉之士，隐逸退居符合权变。孔子对以上三类人则是“无可无不可”，孟子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圣之时者也”。顺应自然，既不拘守退隐，也不高扬出仕，更不放浪直言。

我们从全文切面比较看，人物或处或默十分清楚，他们或进或退，均属超逸绝伦之类，孔子“无可无不可”也是对超逸之类人而讲，不是仅对隐居之人而言，若只对隐居而言，则没有“无可”“无不可”之区别了。所以“逸民”二字当为“超逸绝纶”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