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随人品，今古几麾旌？

司马迁笔下的项羽，与其说是历史中的项羽，倒毋宁说是史实与他心中的假想幻化交织在一起而形成。司马迁写人物传记，但凡不用本名入题的，大抵都为其心中尊崇至极者，如屈原、魏公子、李将军等（帝王有庙号者乃不得不尔），项羽也在此列。本文虽题作“项羽本纪”，但自“鸿门宴”一段往后，行文中即处处尊称“项王”，流露出一种显然的景仰之情。

“笑重瞳，徒叱吒，凛生风。阿房三月焦土，有罪与秦同。秦固亡人六国，楚复绝秦三世，万世果谁终？我欲问天道，政在不言中。”白朴这半阕《水调歌头》，就像现今许多谈及秦汉的人们一样，内容其实完全本自《史记》，都是源出司马迁一家，所以后人们虽然各取所需，但项羽的综合形象却仍不脱司马迁塑造的范畴。司马迁既写了项羽的勇武，写他破釜沉舟、纵横沙场，又写了他的残暴，写他烧阿房宫、大火三月不灭，还写了他的刚愎自用，“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却也写了他极为良善的一面，如借韩信之口评价他：“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项羽的良善，尤其突出体现在鸿门宴上，当是时也，“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这也正是项羽最为可悲的地方，即对待眼前的敌人始终不够狠心，他之坑杀降卒，大约是因为惨状没有亲眼见到，所以才能心安理得。然而历史上并没有哪个胜利者是因为对敌人怀有仁爱之心而最终夺取天下的，自秦始皇以降，刘邦、司马炎、杨坚、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等均是如此，只不过他们大权在握之后，身周便多一批墨客专职颂德罢了。由此可见成大事者终归不可拘泥于小节。约莫百年之前，川西有一位李宗吾先生创立“厚黑学”，指出凡能在政治上获得巨大成功者，均属脸皮既厚、心肠复黑之辈，并将汉高祖刘邦尊为“厚黑圣人”。司马迁赞项羽“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可谓评价极高，然其终不免败亡于刘邦之手，身死乌江、为后人叹，何也？盖刘邦于“厚”、“黑”二字上的造诣，亦乃“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史记》中明白记载“项氏世世为楚将”，他的社会地位大抵与前几个世纪的贵族相似，韩信所言“恭敬慈爱，言语呕呕”等美德都是自幼因教养所形成；至于刘邦的出身则与他截然相反，司马迁恪于当政者的颜面，虽不能明说“高祖，流氓也”，却可综合运用各种写作手法来进行暗示，例如《高祖本纪》中那句“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乍看起来好像是赞美他胸怀远大的志向，但联系一下通篇塑造的整体形象便会发觉，这里其实就是说他具有流氓的典型特征“游手好闲”而已。如今有个成语叫“遇人不淑”，项羽则颇可算作“遇敌不淑”的典型。试想刘邦此人，竟能在项羽欲烹其父时，随口说出“分我一桮羹”这样的话来，当真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无怪乎张良、韩信、陈平等卓然有见识者纷纷从项羽麾下投奔过来，死心塌地为他效力。遇到如此对手，项羽难免处处坠入算中、缚手缚脚，又岂能不败？司马迁大概也觑破了这一点，所以在《项羽本纪》的末尾写道：“太史公曰：……（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真乃爱之深也、责之切也。

“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如果项羽有幸能活到南宋，不知他听了张孝祥此语，又当作何感想，大约是要引为知己了吧。可叹项羽至死也没有搞清楚，并不是天意要亡他，而是他的政治水平与对手天差地远，根本就不在同一个重量级。

看川空谷静、旌旗动色，得意似，平生战。

“钜鹿大战”是《项羽本纪》中仅次于“垓下之围”的沙场描写，也是项羽在诸侯中正式确立领导地位的时刻，因此司马迁便综合运用多种写法，将他刻划得精神百倍、豪情万丈，令人读来若历历在目。方其时“诸侯军救钜鹿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唯有项羽麾下楚军“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两相比较之下，更显项羽刚猛无俦，文本中闪现出极浓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来。司马迁似是非常热衷欲描写这类个人英雄主义浓厚、最终却惨淡收场的风云人物，无论《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以及《刺客列传》中的荆柯等，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他的这种悲剧意识。这或许与他受了腐刑后心里异常苦闷有关。至于与这些英雄们站在相对立场的人物，则多受到他的贬笔，例如当项羽亲自披坚执锐、提出与刘邦二人通过“单挑”来解决问题时，刘邦即笑谢道：“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奸诈圆滑之本色尽显，全无半分英雄豪杰气吞山河的威风。不知是否受这段“单挑”的启发，罗贯中笔下三国时期“单挑”之风骤盛，日后竟影响到实际战争中——然而，即便是英雄如项羽者，上阵也仍是要披铠甲的——明末辽东经略杨镐帅兵十八万总攻后金时，西陆军总兵官杜松居然学“裸衣斗马超”的许褚赤膊上阵，露出全身伤疤当先冲锋，结果身中十八箭而死，六万人马随即覆没，史称“萨尔浒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