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怀疑太史公是精通儒道的。对孔子的敬仰，对经史子集的融会贯通，而这一切却没有束缚太史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

如果说，西方有一部《国富论》来作为经济学开山之作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理论的奠基之作就要归功于《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了。太史公是中国历史上的通天之才，诸子百家，文史星历无所不通，甚至近乎卜祝之间的东西太史公也能讲出其中的要义和精旨。但如果突然让你相信太史公是中国经济理论的开山鼻祖，我们还是会有点不知所措，而事实却正是如此！

儒学讲求是对人们思想的修养和提升，而太史公深刻理解并演绎了人的物质需求是其生存的根本和自然的天性。

太史公说他所能知道的虞夏时代起，人们就免不了声色之好、肉食荦腥，贪图享乐是天生的。太史公说，这叫做“俗之渐民久矣”。就是说上述种种表现都是人的本性所致。从这点上看，太史公道出了经济的本质，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现在的西方经济对此叫做经济学的稀缺性。

对于民众这种想过上好日子，追求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的愿望，太史公执政者对此应该“善者因之”，也就是最好的办法是让其自由地发展。其次是因势利导，其次是进行教诲，再其次是用法令来约束，而最差的方式就是“与民争利”。纵观中国历史，“轻徭薄赋”让民众“休养生息”往往是德政和大治的时代，而土地兼并严重，百姓赋税过重往往导致了政局动荡和朝代更迭。

亚当斯密说，经济是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而我们的太史公早早就看到了这一切。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今天这叫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又恰恰提示了价格对人力和资源的自发调节和支配作用。

中国历史上大多的朝代讲求重农抑商，甚至认为商人的行为有害于国本。而独太史公认为搞好经济可以“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周天子分封天下，最好的地方是直属的中原地区，而临海地区则是百姓穷困，并且土地盐碱化情况严重。不曾想分封到此地的姜太公，一到齐国就劝当地妇女从事纺织生产，齐人从事海产品和盐业生意，结果齐国很快就成了周朝的富庶之地、经济大邦！后来齐国中道衰落，不曾想又出了个管仲，运用独特的经济政策让齐国大治，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奠定了齐国春秋最早称霸的基础。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曾有一段无名氏的引言：“贫穷可以锻炼人，但却可以扼杀更多的人。”这与太史公在《货殖列传序》中对贫富的态度有着惊人的相似！自此，我们可以反思到我们从小受到一些教育的片面性！

我们这一代不少人的观念中，富人总是不好的，为富就会不仁。而太史公的思想却教导人们明白“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来源于人民的富有，道义的不振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百姓的衣食不足，居无定所。

在太史公的思想中，君子富就会好行其德，小人富就会自食其力。人富了，他的精神境界也会相应地得到提升。

当今社会为富不仁，挥金如土，生活奢华的丑恶现象不少。受了太史公的启发，我们会明白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富有，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富人，他们只是昙花一现的爆发户。中国过去几十年施行的是“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这样的社会变革早就消灭了富人，也就没有了中国传统富人传承下来好行其德的美德。

在太史公的《史记》中，齐相晏子以宰相薪金养活了自己三百多个穷苦的族人，春秋时天下首富陶朱公也曾一度散尽其富可敌国的财资。东商想有时间好好收集一下这些史上富有君子好行其德的故事，留着给我们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富裕了，好有个学习和参照的榜样。

(责任编辑：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