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董邵南序》中有一名句，叫做“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由于非常出名，人们后来常常用它来形容燕赵故地人士的性格；由于非常出名，以致于人们常常会忘记了它的出处。

韩文公写此文章是为了勉励他那个不得志的朋友董邵南，董生本来是立志报国的，却在京师找不到出路，而此时，一些藩镇的割据势力却在招揽人才。正所谓“士为知已者用，女为悦已者容，”董生由此动了心，决定到河北去一试身手，但如此要真是受到重用，董生今后就要处处以藩镇的利益着想，而不再是以忠君报国为已任了。

以韩文公的性格，面对这种局面，他如何受得了，如何可以置身度外？但劝说也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一味以大道理来约束董生，让其坚守士者的操守和信念，但涉身处地地想一想，由谁来解决其久试不中及得中不用的问题呢？别人不说，就连韩文公自己也何尝不是求仕无门，而最后不得不去了外地给别人当幕僚，之后又过了多少年才真正凭自己本事而回到“中央”工作的呢！

不得已的情况下，韩文公又拿起自己的笔，即抒发对朋友后生的相惜之情，又语重心长，恰如其分地提醒董生一路珍重，好自为之。今天，我们没有见到董生后来任何情形的记录，但通过此文，我们大概能够相信，董生守住了为自己的道德底线，最终也没有做出有损国家统一的不义之事。

此文令人不得不心生感佩的是韩文公的责任心。如果说是师生，如果说是对于后辈，劝说一番就可以了，但韩文公以当时天下第一的巨笔和士林学子的崇高威望，堂而皇之，大张旗鼓地昭示天下的不得意学子，“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可以，但一切要以“明天子在上”为前提。也就是个人可以有更大的出仕选择，但这些都要以不危害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为前提。

这样看来，韩文公的大举动其动机可以不言自明了。韩文公自视为儒家思想的正宗传人。有利于名教，有利于道统的任何小事在他看来都是大事，所以，对于董生的去留，对于别人是一件小事和闲事，他韩文公却是不得不管的。

近来在学习《论语》时侯，《宪问》篇中一则孔子专管闲事的故事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孔子晚年，已经不再拥有大夫的公职，但他听说齐国的陈成子弑杀了齐简公，他就沐浴而朝，直接去请求鲁哀公发兵征讨，但此时的哀公大权全在季氏三子手中，不知是推拖还是无奈，哀公打发孔子去找季氏三子，照常理，孔子就该知难而退了，因为孔子平时最反感最发怵的就是这三个权臣，但此时孔子还是忍辱负重，忍气吞声地去了。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但孔子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同样是常人不屑的小事闲事，孔子和韩文公一样，都把它当成自己的大事，不管结果如何，但求尽力而已。曾子说孔子之道一以贯之，唯“忠恕”而已。尽己为忠，推己为恕，孔子和韩文公身体力行，为我们各自演绎了一个“忠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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