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是司马迁爱极了项羽，所以既承认他不喜欢斗智的事实，便转而随时刻划其勇力，以求能与刘邦“各擅胜场”。《项羽本纪》临近尾声时，写他以一人之力搏杀汉军数百人，可谓善战之极。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直到“楚河汉界”之时，刘邦与项羽相比，武勇不如后者，威势不如后者，至于兵力则更加的不如后者，但刘邦也有一大优势是项羽无法企及的，那便是他背后的智囊团。这群人中最狠最毒的就是张良与陈平。当“汉欲西归”时，他们敏锐的看出楚军“兵罢食尽”，遂提出“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视先前达成的誓盟等若无物。我个人习惯把谋臣分为三等：下等者处处为道德观念所束缚，思路无法延展，很多时候空负智者之名，如《三国演义》中的鲁肃；中等者虽能打破道德约束，却不大考虑对方的道德水平，倘若仍从《三国演义》中举例的话，那么周瑜即属此列；至于上等者，骨子里毫无道德可言，随时都可能出尔反尔，不止懂得把握时机，更善于用诈，“帝师”张良正是因此才能做“厚黑圣人”刘邦的老师。“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辛弃疾《木兰花慢》）果然刘邦“从善如流”，仅仅一招“背信弃义”，就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刚刚产生如释重负之感的项羽彻底打入绝望深渊。但是，他们三人的计策能够奏效，内中委实应以陈平功劳为最，只因“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范增不在矣。

策马冻云阴里，谱胡笳一阕，凄断哀弦。

“楚汉之际，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归于败者，范增是也。”（李宗吾《厚黑学》）对于一切从智商出发的刘邦而言，项羽集团中最富有威胁力的，显然只能是范增。范增是一个很难评价的人物，当刘邦破成阳、击子婴、还军霸上、秋毫无犯之时，范增已看出其志不小，乃说项羽曰：“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及至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与项羽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在面对敌人时心肠够黑够狠，后者却屡因妇人之仁而耽误大事。于是范增只好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对于厉害关节，范增始终是洞察得非常清楚的，也具有远见卓识，只可惜项羽一贯奉行武力，于智谋之道不甚看重，君臣间始终没有架起有效的沟通桥梁。当听说刘邦脱走之后，范增也只能长叹“竖子不足与谋”了。然而，他虽然明明白白的看穿“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却终究没有投入刘邦麾下，反而一如既往的为项羽筹谋画策，试图挽狂澜于即倒，体现出一种逆天道而强行的态势来，煞费苦心将刘邦转封至贫瘠的汉中。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起作《史记》的缘由，说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所谓“究天人之际”大概便是指要探讨“天意”与“人力”的分界所在，即一件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凭人力来决定，超过该极限后便属“天意如此”，任谁也无能为力。范增身上便多少体现出了这种思索的痕迹。

只可惜，范增固然能够将刘邦调离关中，刘邦却也同样有办法将他从项羽身边调走，以至于最后“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司马迁描写范增凄凉的下场，或许便是要做项羽乌江自刎的预告，因为大凡不善于采纳众议、喜欢搞“一言堂”的人，总是免不了要同楚霸王那样“别姬”的。

最断魂处，唯见莽莽神州，暮山衔照，数声哀角。

失去范增之后，项羽的言行愈发加速了自己的败亡。他犯下的第一个错误，是对刘邦的性格做了纯幻想式的错误预期，妄图与这个在逃亡时连亲生儿子都能推下车的家伙谈什么父子之情，摆出“烹太公”的姿态，想要迫刘邦就范，结果却被三言两语轻易糊弄过去。他的第二个失误是与刘邦议和，接受楚汉二分天下的提案，这无异于明白告诉世人，刘邦已取得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而当时任谁都可看出两雄的不并立之势，于是诸侯纷纷倒向后起之秀，无情抛弃了已显出明显衰退迹象的“西楚霸王”。正所谓“一着棋差，满盘皆输”，项羽陆续犯下的这些错误其实已经无关大局，至于范增临行前那句“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却不知含有几许冷笑的成分在内？

如果可以把《史记》当作剧本来看的话，那么司马迁无疑便是中国的莎士比亚。“平生不信，人间更有离别。”（刘因《念奴娇》）项羽这个一路血染征途厮杀过来的大英雄，在穷途末路之际，终于流露出儿女情长来。慷慨悲歌后，霸王决定突围。

《史记菁华录》的作者姚苎田在此有段颇长的眉批，大意是说：当项羽率二十八骑溃围之时，显然求生的意愿极其强烈，但为什么到了乌江边却又放弃东山再起的机会？他的答案是：给项羽指路的“田父”以及乌江之畔的“亭长”，均为汉军细作，项羽正是因为看穿了“乌江亭长”的真面目，自知上船亦无法逃生，因此才笑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宁可战死也不上船遭擒。

至于我的想法却恰好与姚先生相反，即项羽原本就已抱定必死之心，绝不是为了“生”而突围，他是要在临死前再度展现自己的实力，希望能给麾下二十八骑生还的机会，并籍此证明“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因此才有“今日固决死，原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等寥寥数语。是故当他见到小船仅仅可容一人之时，索性便将坐骑赐给亭长，愿与部属共存亡，“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

同样是“背水一战”，在钜鹿时是为了求生，在此却是为求壮烈。虽然“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但是个人的力量总归有限，面对潮水般纷纷涌上的敌人，霸王也终将乏力。可是他死得仍不失慷慨与豪爽，以马与长者、以身与故人，可叹项羽至死也未能幡然摆脱那“妇人之仁”。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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