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陶渊明，代表了两种人生模式，或云载道文化与闲情文化之别。一般士人，往往既做不了屈原，又做不了陶渊明，只是跟着屈原愤世嫉俗，深恶痛绝地指责而不付诸行动，跟着陶渊明吟唱自赏而行动上另有所图或远离诗意。通过长期领悟屈原，揣摩陶潜，对话沟通，触类联想，我更多地从二者之异中看到了明显的“同”。出身与来历他们均为元世显赫，当代没落，屈原唯一可以炫耀的是“帝高阳之苗裔”，至于父、祖辈，似乎无可称道，诗云“忽忘身之贱贫”，“贱贫”可能反映了比较真实的情况。陶渊明虽有曾祖陶侃光环的映照，但“昭穆既远，已为路人”（《赠长沙公》），故“少而贫苦”。大起大落的家庭阴影，由盛转衰的严峻挑战，良好文化教育的熏陶，使他们成为政治上积极进取的文人。

但是，少年时代的巨大打击，在心理气质上留下了久远的阴影。屈原“生于国而长于野”，其中显然包括家庭悲剧的“蛛丝马迹”，有人推测为“英雄弃儿”似嫌过份，但父辈没有留给他财产、业绩，则显然是事实。陶渊明八岁丧父，而且其父“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命子》），亦明其事业无成。可见家庭留给他们的是遥远的回忆，现实的困窘，良好的教育，情绪的起伏，情感的脆弱。屈原没有在作品中言及自己的儿子，我们只能如此推测：即使有儿辈，亦无所作为。根据屈原的心态与习惯，如果儿子有所作为，那一定要大书特书聊以慰藉的。陶渊明饮酒过度，导致五个儿子智商不高，雍、端二子13岁那年，还难于区分“六”与“七”，不是痴呆又是什么？一一这样理解，虽然有所偏颇，违背了陶潜“贬”子蕴爱的本旨，但五个儿子平庸无成，亦是事实。追溯二人家族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如一颗明亮的彗星，迅速升起，一闪而过，稍纵即逝，只不过在广袤的天空中留下一道渐渐淡褪，又永恒难灭的痕迹；他们虽然来有影，去有踪，但无法寻代那源远流长，极为显赫的家庭背景，又找不到子孙绵延，事业家传的家庭线索。家庭的精华似乎正如代代蓄积的能量，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作了“一次性释放”，从而也就染上了一层伟大、神秘的色彩！才能与志向他们的志向主要在政治仕途方面，可谓远大、执着。屈原的志向正在辅君之“美政”，举贤授能，君臣契合，“循绳墨而不颇”，“及前王之踵武”。

而陶渊明亦不同寻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论及实际的治国才能，则令人遗憾，屈大夫才气横溢，娴于辞令是事实，只是将繁杂的政治思想化、简单化，认为“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女矣”（《惜往日》）。他对自己才能的过高估计，导致了他的孤高自傲的高价值取向的形成。他缺乏从政入世的“苦难”准备，缺乏政治家宽阔的胸怀、胆略气魄，缺乏在社会关系中从容冷静、兼容协调的组织能力。屈原不能身居高位，是他的伤心处；假如真让他握有重权，推行改革，楚国也未必治得好。

陶渊明做过祭酒、参军一类的小官，没有看出什么政绩与才能；他一方面很想做官，但官儿太小又不想好好干，所以刚刚到任，则又“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于是又隐居，因“家贫”与理想，则又出仕。十三年中，时仕时归，亦官亦隐，经过长久思考、选择，最后走上归隐之路。同样，在个性气质上，陶渊明亦不宜为官，他自己说：“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与子俨等疏》）故要求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他们对政治仕途的过高期望，对自身才能的过高估价，必然将“有志不获聘”的原因归结于政治黑暗，忠佞倒置，世风日下，无一可取。读读屈原的《离骚》《九章》，同时代哪里还能找到一个好人、一个贤臣，真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且看《离骚》中所述：“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固时俗之工巧兮，亻面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世并举而好朋兮”，“世溷浊而不分兮”，“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陶之归隐，他曾强调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质性自然”，但另一方面亦愤世嫉俗地归结为社会黑暗，无法生存，如“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饮酒》之六）、“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饮酒》之十二），故将出仕比为“误落尘网中”。他的《感士不遇赋》更是直接、愤激：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学，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所以他们的创作，很少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总是或远或近、或隐或现地与政治失落、怀才不遇有关。矛盾与斗争可以这样说，屈之沉湘，陶之隐逸，均是远大志向、政治理想与现实矛盾无法调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