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连渊明最要好的朋友颜延之当时的诗坛领袖，也不知道渊明在写诗、能写诗、写出不朽的作品，故在其《陶征士诔》文中重点介绍“隐逸”个性、生活，至于文学成就，仅“文取指达”一句带过，表现出颜氏对渊明的宽容，因其隐逸高节而不对其文学创作过高要求。这样，刘勰《文心雕龙》、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南齐书·文学传论》以及晋宋各史传均不论及陶诗，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

钟嵘列入《诗品》，又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显然是将其诗歌作为隐逸高节的副产品看待的。至于屈、陶二人后来被评为“大诗人”、“中国十大诗人”、“世界文化名人”，并以二人作品成为两门专学（屈学、陶学），则是他们没有料及的热烈与繁荣。理想与死亡ＡｌｂｅｒｔＣａｍｕｓ说：“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自杀问题，决定是否值得活着是首要问题。”①屈原、陶渊明浓厚的“死亡”意识、生死反思，也是深挚感人的。李泽厚认为，“死亡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中最为‘惊彩绝艳’的头号主题”。②屈原感受到理想实现的无望、现实中无法生存的矛盾，如“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因而冷静、理智、悲愤地选择了死：“宁溘死以流亡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虽体解吾犹未变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

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惟极于死以为态，故可任性孤行。”才敢于放言无惮，倾诉苦衷，问天咒地，评击谗佞，以“死”的代价给予现实全面否定，亦流露出对理想无法实现的眷恋。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影响于后代知识分子的，并不是其自杀行为本身，而是对死亡的深沉感受和情感反思，是对死亡的冷静选择与思考。奥地利作家让·阿梅里认为：“自杀是荒诞的，但并不愚蠢，因为它以自己的荒诞不再加剧生命的荒诞，相反却减少了生命的荒诞。”③陶渊明对死亡的思考、处置就是平静而深沉的，求实而豁达的，“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所以他平静地写《拟挽歌辞三首》、《自祭文》、《与子俨等疏》，同样描写了现实社会的黑暗、自己事业的无成、发自内心的怨愤，如《与子俨等疏》云：“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自祭文》云：“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已荣，涅岂吾缁？扌卒兀穷庐，酣饮赋诗。”临死之前，对迫不得已的“弃官”，对导致自己弃官隐居的原因、对社会现实的压抑氛围，仍然是耿耿于怀，满含愤慨，不能自己；官本位潜意识的深层煎熬，仍然是深沉而强烈的。但又是躁动的、悲愤的、留恋而不甘的，这种深层的愤慨与眷恋，则与屈原的死亡意识相吻合。

谈及陶渊明的思想渊源，人们更倾向于儒、道二家，而以道家为著。因为陶诗用“庄子”４９次，用《论语》３７次，用《列子》２１次。李泽厚虽然认为陶渊明体现了儒道的融合但又偏于道，但亦认为陶渊明受到了屈原的影响，陶渊明的存在，是儒、道、屈合流的时代氛围影响的结果。④其实，陶潜受到屈原的影响、熏陶是明显的，他的《读史述九章》就专门写到《屈贾》：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候詹写志，感服鸟献辞。诗云“如彼稷契”之忧，“逢世多疑”之忧，可谓“异代知音”。吴淞《论陶》云：“出处用舍之道，无限低徊感慨，悉以自况，非漫然咏史者。”此外，《读山海经》之十二亦咏到屈原之不幸：“念彼怀王世，当时数来止。”将屈原被放，归之于“怀王之迷”，亦是明智、深刻的史识与见地。渊明的《感士不遇赋》抨击世风溷浊，“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闾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其例证之一就是：“三闾发‘已矣’之哀”！此用《离骚》“乱辞”之典：“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鉴此，陶渊明用屈、咏屈的次数虽然不多，其理解、寄托却极深。文学艺术传播的线索，往往不是通过数量统计来确定的。陶渊明受到的影响与熏陶是多方面的，儒道兼收而偏于儒的屈原、以孔子为主的儒家、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道屈兼融而偏于屈的阮籍，等等。而就美学传统而言，对陶渊明的影响，道家是主体，儒家是深层的，屈原是潜在的；道家是诗歌的，儒家的哲学的，屈原是精神的。

注释：

①ＡｌｂｅｒｔＣａｍｕａ，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ａｉａｇｐｈｕａ

②④见李泽厚《华夏美学》

③让·阿梅里《自杀·论自杀》，斯图加特克莱特考塔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

(责任编辑：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