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孙权一方的各种人物是怎样通过周瑜联系起来的。当曹操大兵压境时，孙权一方的谋臣武将迅速分化为投降和主战两派。主降派以张昭为代表，主战派以鲁肃为代表。主战与主降这对矛盾尖锐地出现在作品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虽然赞同抗曹，但又顾虑曹操新得到袁绍和刘表的一些军队，恐其势大，难以抵挡，因此心怀犹豫。在这关键时刻，吴国太对孙权说：“先姊遗言云：‘伯符临终有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今何不请公瑾问之?”于是，孙权便派人到鄱阳请周瑜，作家罗贯中在这里把周瑜放到一个决定性的位置上。也就是说，主战与主降这对矛盾要通过周瑜来解决。这样一来，就把主战派与主降派都吸引到周瑜身边。最先来见周瑜的是鲁肃。他先“将前项事细述一番”，表现了鲁肃的焦虑心情。接着写张昭等投降派来陈述理由，希望周瑜能支持他们的投降主张，这表现了张昭等人的懦弱和自私。张昭等刚走，程普、黄盖等主战派又来见周瑜，表示宁死不降的决心。这既表现了程普等的勇敢。同时也写出了抗曹的基础。又写了诸葛瑾、吕蒙等文臣武将。罗贯中通过上述描写，一下子把周瑜推到了矛盾冲突的漩涡之中，周瑜的态度如何，成为矛盾的焦点。后经诸葛亮“智激”，进一步坚定了周瑜抗曹的决心。接下去作品写周瑜见孙权，驳斥了张昭等的投降主张是“迂儒之论”，精辟地分析了曹操用兵的四大忌：“北土未平，马腾、韩遂为其后患，而操久于南征，一忌也；北军不熟水战，操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二忌也；又时值隆冬盛寒，马无蒿草，三忌也；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并且指出：“将军擒操，正在今日”。经过这样一番分析，孙权于是果断地决定抗曹，并命周瑜、鲁肃、程普等率军前往迎击曹操，主战与主降的矛盾通过周瑜而得到了解决。至于在以后的整个抗曹过程中，孙权方面的各种人物的抗曹行动，如黄盖行“苦肉计”，阚泽献“诈降书”，庞统授“连环计”等，都是在周瑜的部署下进行的。这样，作家就通过周瑜这根纽带，将东吴的各种人物，都有条有理地组织起来。使他们各自走 向自己的位置，并展开行动。

在抗曹过程中，刘备一方是孙权方面的同盟军。那么，作为同盟军的刘备方面的各种人物是怎样通过周瑜而联系起来的呢?

罗贯中在作品中通过他的艺术描写，首先造成一种刘备一方必须与孙权一方联合的客观形势，这就是刘备在当阳被曹操打得大败，逃到江夏，势力已经很弱，在曹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刘备有千钧一发之危。因此，诸葛亮决定联合孙权，藉吴兵以抵抗曹操。这样，刘备一方的生死存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孙权一方。诸葛亮带着联孙抗曹的使命来到江东以后，作品中为他安排了三次语言交锋。第一次交锋是“舌战群儒”，从下层扫清抗曹障碍。第二次交锋是“智激孙权”，促使孙权及早做出抗曹决定。第三次交锋是“智激周瑜”。结果，“智激”成功，周瑜表示“吾与老贼势不两立”！诸葛亮的目的达到。通过这些描写我们看到，诸葛亮提出的刘备一方的方针策略是通过周瑜来实现的。这样就把刘备方面各种人物的抗曹活动都与周瑜的战略部署联系起来，成为整个抗曹战役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井然有序地 纳入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去。

作为纽带，周瑜不仅起到了联系盟军的作用，而且也把敌方的主要人物纳入到赤壁鏖兵的宏图中。小说先从一次战斗写起。孙曹第一次交战，由于“曹军大半是青、徐之兵，素不习水战，大江面上，战船一摆，早立脚不住”，因此败了一阵。由于失败，曹操看出了自己军队的短处——不习水战。于是，就派刘表降将蔡瑁、张允操练水军。也同样是由于军事上的失利，曹操采纳了蒋干的劝降计策。而蒋干劝降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孙权方面的最高军事将领周瑜。于是，自蒋干劝降始，曹操方面的上上下下各种人物就完全受周瑜的摆布了。这主要是由于曹操企图争取周瑜或利用周瑜。这是曹方与周瑜发生联系的媒介。接下去写了蒋干的劝降和蔡中、蔡和的诈降，结果反倒都被周瑜利用，致使曹操相信了阚泽送来的黄盖的“诈降书”。由于曹操要利用黄盖的投降以破周瑜，因此又派蒋干往江东探听虚实，结果又被周瑜利用，使曹操相信了庞统，并接受了庞统的“连环计”。一就是在这种劝降和反劝降、利用和反利用的过程中，曹操一步步地入了周瑜的彀中，因而导致了整个战役的失败。可见曹操方面的人物的行动及性格表现，是和周瑜这个人物的运筹帷幄密不可分的。

从上面的简要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周瑜这个形象是一个联接三方人马的枢纽式的人物。虽然孙、刘、曹三方的人马都通过他而发生作用，但由于这三方的关系不同，因此周瑜联接各个方面的方式也不同。对于孙权方面的人马，罗贯中让周瑜起统一和指挥作用；对于刘备方面的人马，罗贯中让周瑜起被凭借和被利用的作用；而对于曹操方面的人马，罗贯中则让周琦起用和驱使作用。这样，就把孙、刘、曹三个方面都如网在纲一般被组织起来，编织成一个疏密得当、无懈可击的有机整体。于此可见罗贯中卓越的艺术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