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周瑜性格特征的再一个明显特点是容易冲动和意气用事，遇事不冷静，不够谨慎。在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中，周瑜的这个特点就表现出来了。诸葛亮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来劝说周瑜抗曹。当诸葛亮见到周瑜时，周瑜故意对诸葛亮说准备降曹，诸葛亮就在谈话中故意引了曹植《铜雀台赋》中“挟二桥于东南兮，若长空之螮蝀”二句来激怒周瑜，说这是曹操想把江东的大乔和小乔抢去据为己有。因孙策和周瑜的妻子正是大乔和小乔，合称“二乔”，所以周瑜听了以后，便勃然大怒，离座指北而骂日：“老贼欺吾太甚！”并对诸葛亮说：“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贼”。周瑜的本心并不是想降曹，他故意说降曹是想以此要挟诸葛亮，想让诸葛亮来求他助刘备破曹。没想到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激，周瑜便沉不住气，轻而易举地中了诸葛亮的计，自己反倒去求诸葛亮来帮助破曹。其容易感情冲动的特点鲜明地表现出来了。此后，这个特点表现得愈加明显。他派诸葛亮到聚铁山去烧曹操的粮草，实际上是想借曹操的手杀诸葛亮。诸葛亮明知周瑜的用心，但却顺利地接受了任务，并且装作真要去烧粮草的样子。同时却嘲笑说：“吾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何愁功绩不成，非比江东公与周郎辈止一能也。”意思是周瑜只能水战，不会陆战。周瑜听到这话以后，便大怒：“何欺我不能陆战耶！不用他去！我自引一万马军，往聚铁山断操粮道。”为了反击诸葛亮的一句嘲笑，竟置统帅责任于不顾，要亲自去赌胜负，其感情冲动、意气用事竞达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诸葛亮看到目的已达到，便提醒周瑜，曹操粮草重地，必有重兵守卫，岂能容人轻易烧掉！并且告诫周瑜，重要的是同心破曹，不要互相残害。这时周瑜大约记起了自己原来是想利用这个计策加害诸葛亮，现在被诸葛亮说破，也就只得作罢。赤壁之战以后，紧接着写了三气周瑜，也都表现了周瑜容易冲动、好感情用事的特点。在周瑜的这个特点的映衬下，诸葛亮则表现出一种胸有成竹、沉着老练和深谋远虑的性格特征。关于这一点，毛宗岗在第五十七回曾经批道：“周瑜少年，经怒不起，盖其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明耳”。毛氏指出周瑜“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明”，道出二人的不同性格特点这是对的，可惜他未能就此详加分析。

总而言之，作者是通过周瑜来映衬诸葛亮。周瑜这个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英雄，当被写进历史小说时，却反主为宾，成为一个陪衬性的人物，这似乎是一个不幸。但我们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我觉得在文学领域内，历史小说中的周瑜所起的这种映衬作用，并不亚于历史上的周瑜在赤壁之战中所起的作用。能够衬托诸葛亮这样一个辉耀千古的不朽典型，这实在是周瑜的一种荣幸。

罗贯中为了塑造好诸葛亮这个《三国演义》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不止安排了周瑜这一个映衬人物。除了周瑜以外，还有曹操、司马懿。但他们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从对诸葛亮映衬的时间先后来看，前期是周瑜和曹操，后期自然就是司马懿了。

周瑜和曹操虽然同属于前期的映衬人物，但由于两人的性格特点不同，当然所起的映衬作用也就有区别。罗贯中曾用周瑜的杰出军事才能来映衬诸葛亮是强中更有强中手。曹操也是一个极善征战的高手。《三国演义》中也有用曹操的军事才能来衬托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的描写。比较突出的如曹操自赤壁败走时，在乌林、葫芦口和华容道都曾大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埋伏一军，如之奈何？”但笑声来止，在三处分别依次杀出了赵云、张飞和关羽。这是用曹操的军事才能来衬托诸葛亮。但赤壁战后，曹操与诸葛亮较少交锋，所以曹操对诸葛亮所起的军事方面的映衬就相当有限。曹操对诸葛亮的映衬既然主要不在军事方面，那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曹操对诸葛亮的映衬不体现在某一两个方面，而是表现出一种“整体性”。关于这一点，毛宗岗在第一百零四回的首评中曾经指出过。毛氏认为，曹操与诸葛亮都曾担任丞相，总揽朝政，独握兵权，能征善战，但诸葛亮尽忠，曹操谋篡；诸葛亮为公，曹操为私；诸葛亮不为子孙计，而曹操则为子孙计。从毛氏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曹操对于诸葛亮的映衬是从一生的言行品质方面来起作用的，这就是“贤相”与“奸相”的区别。读者正是从这种“整体性”的映衬中，感到了诸葛亮的伟大。这是曹操的映衬与周瑜的映衬各自不能取代的地方。

周瑜对诸葛亮的映衬与司马懿对诸葛亮的映衬也不一样。二者除了时间上的先后以外，主要区别在于映衬方式。周瑜是诸葛亮抗曹的同盟者。周瑜的器量狭小、目光短浅、容易冲动、好感情用事，处理较复杂的关系不够谨慎等特点，对诸葛亮主要是起一种反衬作用。通过同盟者的反衬，以显示诸葛亮的性格特征，这是周瑜的映衬方式。司马懿是诸葛亮的敌对者，但司马懿对诸葛亮的映衬则是一种正衬。通过一种敌对势力的正衬，来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诸葛亮的性格特征，这是司马懿的映衬方式。司马懿跟周瑜一样，也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深通谋略，极善用兵。与周瑜不同的是司马懿非常谨慎，很能忍耐，而这也恰恰是诸葛亮的特点。以司马懿的谨慎来衬托诸葛亮的谨慎，才能看出诸葛亮谨慎的特色。如“空城计”，司马懿领十五万精兵杀到城下，见诸葛亮坐于四门大开的空城之上操琴，不但不攻城，反而以为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军若进，中其计也”，因此领兵退去。从这里，很能看出司马懿的谨慎只是一味地谨小慎微，甚至达到了畏首畏尾的程度。而诸葛亮的谨慎才带有非常人所及的奇绝特色。另外，司马懿作为军事统帅，他的忍耐程度实在不同寻常。如第一百零三回描写司马懿被诸葛亮杀得无计可施，只得深沟高垒，以待诸葛亮军队之弊。而这，正是诸葛亮所忧虑的。为了激怒司马懿出战。诸葛亮派人送“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一套给他，以羞辱司马懿。司马懿见了，虽心中大怒，但仍笑着接受，并“重待来使”，“绝不提起军旅之事”，以至于连诸葛亮都不得不叹服。如是周瑜，他无论如何是不能忍受的。诸葛亮这个典型形象，经过司马懿的映衬，才最后地表现出了他的全部性格特征。可见周瑜与司马懿是一前一后，一反一正，都从不同方面对诸葛亮起着映衬作用。

周瑜这个历史上的叱咤风云的英雄被写进《三国演义》时，作者根据创作意图的需要对他进行了艺术加工，周瑜的形象作为艺术结构中的一条纽带，对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映衬作用。这实际上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所使用的两种艺术方法。这样两种艺术方法也许不是罗贯中的首创，但把它们运用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而且运用得这样成功，却是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开始的。这些艺术方法对它之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研究《三国演义》在这方面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也是不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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