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巷11号的这幢大厝不是最早落脚三坊七巷中的，它建成于明朝。破土兴修的主人是谁，现在已经无从考证。1855年它换了一位新主人，就是沈葆桢。

沈葆桢19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35岁任九江知府，41岁任江西巡抚，46岁任福建船政大臣，55岁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宫巷11号就是他在江西九江知府任上时购下的，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

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妻子林普晴则是林则徐的二女儿。买下房子时，沈葆桢只是为了让家眷有个好住处，至于自己，因为远在江西任职，他相信并不会有太多的时光可以躲进屋檐下悠然看日出月落。

没有想到，1865年，即清同治四年，情况突变。

那一年，他已由曾国藩推荐，升任江西巡抚，三月初一，接报母亲生病，于是他“卸篆三个月”日夜兼程赶回福州探望。到家才得知，母亲已于几日前逝去，于是他将省亲假报请改为奔丧假，在宫巷家中“丁忧”。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黑暗而沉重。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把我们国门轰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各约接连签订。幸亏还有几个不忍看国家沉沦的人。以恭亲王奕䜣为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主要实权人物联手，形成标榜“富国强兵”的洋务派集团。1866年五月，也即沈葆桢在家“丁忧”一年多后，闽浙总督左宗棠上疏朝廷，建议在福州设立船政局，开厂造船。“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20天后，朝廷倒是很快准旨了。但此时陕西、甘肃、新疆等地的回民起义显然更令垂帘听政的老佛爷慈禧头疼。八月，就调左宗棠前去镇压，任陕甘总督。这一走，刚刚成立的船政局如何是好？八字还没一撇哩。

朝廷原打算让接任闽浙总督的吴棠接办，但左宗棠对此人放心不下，他想到了沈葆桢。他们是老熟人了，曾一同在曾国藩麾下协力作战过，对彼此的能力、眼界知根知底。而且，左宗棠知道，沈葆桢的舅舅兼老丈人林则徐等人早在若干年前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却被道光帝斥为“一派胡言”。

左宗棠走进宫巷找沈葆桢了，不是来一次，而是一连来三次。“三顾茅庐”的故事再次上演。一个福州人，一个湖南人，地瓜腔的“官话”与辣椒味的“官话”是如何在沈家大院上空反复飞来荡去的呢？谁也不知道。如果沈葆桢爽快应诺接任船政事务，左宗棠就不必这么麻烦了，偏偏沈葆桢无心于此。

无心的其实不是船政事务，而是官场。母亲死后，朝廷只“赏假一百天治丧”，他却在假期满后请求在籍终制。这期间，他甚至将沈家大院花厅的门打开，弄了一家“一笑来”裱褙肆，替人写对联、团扇、折扇，收些小钱度日。高官厚俸不稀罕，却津津有味地以笔墨为生，并且下决心以此将余生打发掉。

但是左宗棠的决心比他更大，不把船政事务交到一个合适的人手上，他相信将造船作为“自强求富”方式之一的理想，夭折只是迟早的事。所以，尽管沈葆桢推辞再三，左宗棠还是直接上书向朝廷力荐了。朝廷最后降旨“不准固辞”，到了这个地步，沈葆桢才不得不走马上任。

非我所愿，不称我心，沈葆桢能否把福建船政大臣当好呢？

1866年10月27日，沈葆桢接管船政。11月，在马尾完成购买建厂土地200亩。福建船政主体主程全面动工。一个被后人称为“近代中国工业与海军人才摇篮”的地方，在一百三十多年前的那个秋天，终于开始发芽了。　　　　　　　　　　　　　　厂怎么办、船怎么造，沈葆桢其实一无所知，搜尽几十年所读诗书，哪有只言片语与造船有关？

还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沈葆桢延续左宗棠的做法，高薪聘用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为正任期五年的船政正副监督，负责主持造船管理，并由他们两人代雇39名技术员来华。后来，陆续聘来的洋员洋匠达到52名，他们分别担任监工、矿师、绘图员、书记、匠首、教习等职，是当时全国洋务工厂中是聘请洋人最多的。“高薪”到什么程度？船政监督法国人日意格和副德克碑月薪1000两白银，比沈葆桢还多400两。其他的外国员匠月薪平均也有三百两左右。不这样不行，“外国教习，非厚给薪水，亦无人愿来充当”。同时，急需的造船材料也源源不断地从国外大量购进。洋技术加洋材料，马尾船政局一下子就站在相当高的起点上了。

不过了聘请洋人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尽快将自己的人才培养起来，才是至关重要的。

在船厂在马尾破土动工的同时，也即在1866年11月，105名学童被招进“求是堂艺局”。校舍未建好，就急匆匆在福州于山白塔寺内开学了。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压得越短越好。

第二年五月，求是堂艺局迁到马尾新建成的校舍内，分设了前、后两学堂。前学堂即制造学校，外语用法文，另设蒸汽制造与船体制造两个专业实习课；后学堂外语用英文，设驾驶和管轮两个专业。两个月后，又增开算术、几何、代数、地理、航海、天文气象、航海数学等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