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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引用司马迁《史记》的《高祖本纪赞》。钱先生亦有解释： [汉人传说‘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此论三代文化特点，虽属想象之说，然以古人言古史，毕竟有几分依据。大抵尚忠、尚文，全是就政治、社会实际事务方面言之，所谓‘忠信为质而文之以礼乐’，周人之文，只就夏人之忠加上些礼乐文饰，为历史文化演进应有之步骤。其实西方两民族皆是一种尚力行的民族，其风格精神颇近似。商人尚“鬼”，则近于宗教玄想，与夏、周两族之崇重实际者迥异。故虞书言禹为司空治水，弃为后稷稼穑，而契为司徒主教化。禹、稷皆象征一种刻苦笃实力行的人物，而商人之祖先独务于教育者，仍见其为东方平原一个文化优美耽于理想的民族之事业也。厥后至春秋、战国时，宋人犹每不顾事实骋于理想者。惟孔子以宋人而祖世居鲁，一面抱有伟大高远之理想，而一面又深受周文化之陶冶，极慕周公以来之政制，切于实际，可见之于行事，遂成中国古代集文化思想大成之圣人焉。] 钱先生所言是有依据的。先生从民族文化演进的的角度分析。盖民族文化开始受自然影响，待其文化形成，部落之间交往、斗争、兼并融合，文化亦流动融合，原有的文化接触新文化而成又一新文化。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 雍也》）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 八佾》） 从此孔子二句话亦可看出周对夏、商文化的继承。 至于宋人抱有不切实际之理想可参看《史记 宋微子世家》楚、宋交战。“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可以说宋襄公是春秋时代唯一在战争中讲仁义的人。结果大败招致国人怨恨。他的着这种行为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荒诞之举。然而司马迁却给与了正面的肯定，“襄公既败於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宋微子世家赞》） （责任编辑：绵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