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古老打击乐器响起，这个长约四五尺的筒状乐器在李效荣的击打和拍奏下发出“噌噌”、“嗡嗡”、“嘭嘭”的响声，而伴随这样的响声旋律，“主要演员”陈德荣开始如痴如醉地演唱，虽然只是坐唱，没有更多华丽的舞台动作，但从他声腔里发出的浑厚却不失婉转的嗓音，清雅而高亢，足以打动人心。记者尤其陶醉于道情的和声部分——当众人为陈德荣和音时，简直堪比最美妙的混音效果。据说，好的渔鼓虽然貌不出众，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距离越远听得越清晰，声音可以传至1公里地外。这话也许是真的，因为当老人们开唱不久，我们很快发现小院门口挤满了一群好奇的“小脑袋”。

西安的戏迷可能更熟悉、也更习惯于欣赏秦腔和眉户。但在李效荣眼中，道情自有它独特的魅力，“道情既有秦腔的板腔体成分，也有眉户的连曲体成分，而且唱词朴实、通俗。”老爷子说道情也是“优雅戏”。

西安群艺馆非遗保护部主任王智说，由于早年一般是民间道人进行传唱，其游走性质，让道情流传各地而且形式上大同小异，之所以又各有细微差别，则是与当地方言及地方小曲的唱腔有所融合的结果，比如在陕西一些地区的道情就融入了秦腔的因素，而陇东道情同当地的皮影戏相互融合，已形成著名的陇剧。又如河南坠子的形成，亦是道情与其地民间曲种合流的产物。

军寨村的村支部书记杨战林则说，道情的唱词从古至今也有不少变化，从“传道专用”的讲述升仙道化的传统道情,演变到如今有不少歌者自己创作新唱词。他边说，边给记者展示了军寨道情社新创作的《十唱建设新农村》，“还没来得及排，准备眼下就开始练了”。

道情在陕西有三个“黄金期”

离开周至，记者一行又辗转来到位于长安区韦曲北街的长安区剧团(原长安县剧团)，在大门口，打听家住此处的长安道情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王昭玺的具体住址，简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刚问了一句，正看别人下棋的一群人纷纷指起路来，有位大爷在指路后很自然地加上一句，“你又是哪个电视台的吧？”看来，这位是这一带的名人。

从1958年起在长安区剧团做秘书兼任艺术股长的王昭玺，相比周至的“陈德荣”们的“实践型”，是“研究型”传承者——他通过数十年的搜集整理，完成了《长安道情音乐》两册书。

虽然并没有考证到是否道情真的从周至楼观台起源，但王昭玺认为早在唐代，道情开始进入一个全面兴盛期。“唐朝大诗人韩愈的《华山女》中，就描述了中唐时期，佛教和道教宣教唱对台戏的热闹景象，吕纯阳、钟离权等道教徒留下的‘结交常与道情深，日日随它出又沉’等诗句，更可见当时京城内外宣讲道情的盛况。唐诗后几卷也有道情词。”此外，他还提到了唐朝《续仙传》的记载：“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蓝采和手持拍板(简板),唱踏歌行乞于市。’这可能是对早期道情的最具体的描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