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逐步占领了东北三省，张学良的东北军尽数撤进关内。日军一路跟进，1933年元旦之前，他们的战车已经开到山海关下。

山海关是长城最东边的一个关隘，有“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在当时的热河省境内，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为军事要塞。

日军对华北觊觎已久，但是必须打通山海关这一关。

1933年元旦夜11时，日军突然发起进攻，负责驻守山海关的东北军独立第9旅626团在旅长何柱国率领下奋起反击，长城抗战拉开序幕。第二天上午，日军第8师团2000多人以重炮和飞机为掩护，再次向中国守军发起猛攻。

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南方“剿共”前线，他调集数十万大军，准备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大“围剿”。因南京政府不予支援，山海关千余守城官兵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与日军浴血拼杀三昼夜，全部阵亡。

1月3日，山海关失陷，日军转攻热河，3月4日，省会承德失守。

3月5日，日军在空军的配合下开始分兵进犯长城各隘口。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调动了包括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在内的17个军30多个师，总兵力约20万人，在喜峰口、古北口、冷口、张家口等100多个长城关口，长达1000多里的战线上与日军展开阵地争夺战。中国军队在武器远不如日军的情况下，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长城抗战之惨烈，印证了何柱国旅长的誓言：“……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最后一滴血。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

古老的长城和中国守军的热血，没能挡住日军的进攻。1933年5月，坚守了三个月的长城各口均被日军攻占。在这前一年，日本已经在东北制造了一个傀儡政权"满洲国"，现在它得寸进尺，要侵吞华北了。而国民政府当时的对日政策，仍旧是“妥协”。华北局势异常危急。

1933年5月，长城抗战将士的鲜血最终换来的是一纸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塘沽协定”，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官员发表《天羽声明》，声称“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故日本应与各国不同。”

1935年2月，蒋介石声明“中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无排日之必要”；汪精卫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等政府令。

5月，日本政府指控杜重远主办的《新生周刊》发表的文章《闲话皇帝》“侮辱天皇”。中国法院以诽谤罪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1年零2个月，不准上诉。

6月，南京政府颁布《敦睦邦交令》，要求国人对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保持沉默。

中日签订“秦土协定”，日军借此控制了察北地区。

7月，“何梅协定”正式达成，日本攫取河北省、察哈尔省和平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

9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宣称：“必须对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团体的工作予以指导。”

日本为什么要攻华北呢，主要是因为华北的资源，日本人当时讲的叫“三白两黑”。“三白”就是羊毛、棉花和盐。这“两黑”一个是煤，再一个是铁。日本在侵略华北的同时，就是要获得对它有利的国防资源，所以它对华北必欲取之。

1935年11月1日，这一天是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上午9点35分，开幕式刚一结束，一个身着西装的青年人突然跨出人群，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汪应声倒下。

行刺者孙凤鸣，曾任19路军排长，刺汪前身份是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在审讯中他满怀激情地说道：“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

然而，集军事与行政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面对日本蚕食华北的企图，继续推行他的妥协政策。此时，日军也在加紧策动华北自治。1935年11月，在日军的扶植下，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7日，国民政府迫于日本人的压力，着手解散北平军分会，决定成立名义上主权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第三天，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陆璀 时为清华大学四年级学生：那天一早，天还蒙蒙亮，我们就集合了，整队出发，一路步行。到了西直门呢，才发现西直门的门已经完全关闭了。城楼上、城门旁边都有军警在看守，就是不让我们进城和城里的同学会合。那怎么办呢，我们当时决定，就在西直门城墙旁边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很巧的，那个城墙旁边有个老百姓搭的唱戏的一个台，我们就把它用来当主席台，借来了一个小方凳，就放在那个台上。同学们临时推举我代表北平学联，向群众讲讲话。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时就站在了那个凳子上。事先也没有准备，但是这种悲愤的心情是大家共有的。所以当我说，北平是我们中国人的北平，现在呢，中国人不能进去，反而日本人在城里头横行霸道，欺负我们的老百姓，请问今日之北平，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呢？说到这里，我自己也禁不住声泪俱下了。那么，台上台下的同学们就举起拳头喊，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这个场面是很动人的。

于是有人当场拍下了两张照片，后来发表在邹韬奋先生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上。它是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也使这位正在演讲的女学生陆璀的形象成为这场运动的一种象征。陆璀当时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四年级的学生，也是清华学生救国委员会的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