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盟会在山西迅猛发展，短短几个月，会员发展到60万。1936年，山西各县几乎没有共产党组织，成立牺盟会之后，通过牺盟会特派员的形式，各县共产党组织被迅速建立起来，不少县的牺盟会领导机关就是中共县委机关，牺盟会特派员就是中共县委书记，为八路军进入山西和共产党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后来，薄一波又向阎锡山提议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是一支在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的新式军队。新军至1939年冬发展到50个团和支队，成为抗日战场上的生力军。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见到薄一波时说：牺盟会是统一战线的一个范例。

1936年初，由日本统制派军阀全面控制了政局。随后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积极推进侵略战争的政策。

第一个国策文件就是在1936年8月7日，日本决定的《国策基准》。日本在《国策基准》这个文件当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日本大陆政策的目标和日本的海洋政策的目标，就是不但要“北进”，还要“南下”。那么按照日本的这个国策的目标，日本在8月11日，决定了它的对华政策和华北政策。华北政策就叫做《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那么按照这个政策，日本明确提出修改了以前的华北五省自治的政策，明确提出要实行华北五省分治，就是要华北五省独立于或脱离中国的中央政府。

但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仍旧一意孤行。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第二次飞抵西安，再次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否则就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17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北“剿共”。

其实早在半年前，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就曾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秘密会谈，他们连夜达成了双方休战、共同抗日的协议。周恩来和张学良个人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那么蒋介石的最后通牒式的方案，既同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不再打内战的决心相矛盾，也危及到张、杨部队的生存。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进行了“哭谏”。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但蒋介石毫无所动，严厉斥责他“幼稚”。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前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请愿，蒋介石命令“格杀勿论”。

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学生。面对手无寸铁、只是要求抗日的学生，张学良无法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这时，游行队伍中一曲《松花江上》的歌声响起。

《松花江上》这个曲子出来以后呢，开始流传的过程之中，大家都不知道它的作者，写的是佚名，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肯定是一个东北人写的。但是实际上它的作者张寒晖是河北人，河北定县人。他在生活之中也遇到过日本人杀害他的同乡、家人的这样一些经历。另一件事对他的刺激也非常大。他来到西安以后，1936年他看到了《东望》这个杂志，王以哲军长三句亲笔题词：“我们何时能返那美丽的田园；我们何时能慰我们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于水火之中。”

这段痛彻心肺的话激起了张寒晖的创作灵感。此时，东北同胞背井离乡、失落故土的哀痛已是中国人共同的心声，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不可压制的民意。于是，《松花江上》的旋律从他胸中喷涌而出。

在《松花江上》的歌声中，学生们哭成一片，东北军官兵们泪流满面，张学良的眼眶也湿润了。这位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一直被国人责骂的少帅，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他大声对学生们说：一周之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

两天之后，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向蒋介石实行“兵谏”，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当天，国民党在南京紧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以何应钦为首的一派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甚至准备轰炸西安，中央军做好了进攻西安的准备，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西安。蒋介石是中共多年的仇敌，让人意外的是，周恩来却力劝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并释放蒋介石，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捐弃前嫌，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希望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再陷入内战漩涡。

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到达西安的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

三方达成包括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条件。在得到蒋介石的承诺后，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

西安事变是影响整个中国现代史发展的一个大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民政府原来的一个政策，就是“安内攘外”，也做了一个调整。也就是说，“军事剿共”的这个阶段已经结束。然后进行的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国共关系，一个新的局面开始。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意识到必须制定新的对内对外政策。于是国民党决定在1937年2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

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了对国民党政府的策略：

1935年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提出的是“反蒋抗日”的方针；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党内通知，提出的是“逼蒋抗日”的方针；

西安事变后，提出的则是“联蒋抗日”的方针。

方针策略上的调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懈努力，以民族大义为己任，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了，它必将成为肩负民族希望、挽救祖国危亡的中流砥柱。

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在此基础上的四项保证是：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向国民党提出两党合作的基本条件，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谈判的政治基础。国民党的这次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