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孝文化有着漫长的历程和丰富的层积，其精髓绵延维系了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对稳定中国社会、凝聚中华民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孝在现代曾经被批判、践踏、涤荡。新文化运动中，提出反对“吃人”的礼教，主要就指孝道、妇道等，乃至整个宗法制度。此后则众所周知，这种理念和做法越演越烈，直到“文化大革命”达到极点，破除“四旧”，“造反有理”，许许多多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的“孝子贤孙”被批斗。谁还敢说孝、读《孝经》、说《二十四孝》？谁还敢出版属于禁毁之列的有关孝的书籍？

历史似乎轻轻地翻过了这一页，却永远会被后人不断翻阅这一页，因为人们要借读史来明智，所以历史的这一页当然不会被人们遗忘。

孝，在现代还有自己的分量和尊严。试看，在一个“孝”教育缺乏的年代、地方，往往会生长出种种的社会的“毒瘤”。

我们也许还记得八十年代那件抓捕“二王”的惊天动地的大案。1983年，大年三十，沈阳王宗、王宗玮持枪连杀了4人以后，流窜全国，继续杀人抢劫，经过7个月零6天才被击毙。他的父亲因为包庇罪，也被判刑7年。当时满街上都张贴着“二王”的照片，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悬赏通缉令。据说悬赏通缉、特警、巡警、道路检查点和“110”，这些中国刑侦网络就是从“二王”以后开始建立的。

2007年9月，距离1983年“二王”被击毙的24年后，他们当了一辈子中学老师的父母接受了采访。其母亲说，4个孩子都是姥姥带大的，“文革”时，两派就在大院里武斗，动刀动枪，甚至埋地雷，这时正是哥俩容易学坏的年龄。他们的枪是从沈阳大北监狱偷来的，有一个还当过兵，当过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