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二:建安五年,曹操在官渡之战大败袁绍后,于建安十一年发出了《求言令》,要求其部属在每月月初写出他的优缺点,交由他过目,用以自察自省,并从中网罗了诸多人才,为其日后争雄天下奠定了基础。建安十三年,曹操兵败赤壁后痛定思痛,又一次把广罗人才和奖励战功放到了重要地位上。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他依次发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突出了人才的重要性,充分显现他了重视群体智慧、虚心纳谏的广阔胸怀。曹操在《短歌行》中写道:“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借此典故,曹操表示自己要谦虚谨慎地对待有才识的人,使全国的人都真心归服。
案例三:燕昭王登上了残破的燕国王位后,他谦卑恭敬,以厚礼重金招揽天下贤才,以图依靠他们报仇雪耻。一天,他求教于贤士郭隗,请教雪耻兴国之大计。
郭隗说:“成就王业的君主,以贤者为师;成就霸业的君主,以贤者为友;亡国的君主,以贤者为奴仆。折节屈尊侍奉贤者,虚心老师接受教导,那么,才华超过自己百倍的人就会到来;先于别人去工作,后于别人去休息,先于别人向人求教,别人已经不求教了,自己还求教不止,那么,才干超过自己十倍的人就会到来;独断专行、颐指气使,那么,干杂活、服苦役的人就会到来;如果对人暴虐粗野、发怒骂人,那么,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犯人、奴隶就会随之而来。这些都是古代施行王道、招揽人才的办法呀。大王如果能够广泛选拔国内的人才,亲自登门拜访,天下人听说大王亲自拜访贤臣,天下的贤士一定都会奔赴燕国。”
后来,燕昭王专为郭隗修建了官宅,并尊他为师。不久,乐毅从魏国来了,邹衍从齐国来了,剧辛从赵国来了,有才华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聚集到燕国。昭王悼念死去的人,安慰活着的人,同老百姓同甘共苦。二十八年后,燕国殷实富裕了,士兵生活安适,都乐意为国而战。于是,昭王就任命乐毅为上将军,与楚、秦、赵、魏、韩等国合谋讨伐齐国。齐国大败,齐闵王逃往国外。齐国的城邑没有被攻下的,只有莒和即墨两处。
案例四:张作霖欲举兵进行大的动作,却突然无缘无故的将他的总参谋长清除出他的阵营。
张作霖的部下不解的问张作霖:“总参谋长有何过错,大帅何以这样?”张作霖答到:“总参谋长没有犯什么错,他的错是他从没有一次顶撞过我,但就是因为他从没有顶撞过我,所以才要他离开。”
……
在现实生活中,领导干部应该且必须广纳群言。因为一个人,不论他的智商有多高,但考虑问题总不免有—定的局限性,难以面面俱到。所谓“智者千虑,必有—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就是这个道理。作为领导干部,特别高级干部,只有经常听取下面的意见和呼声,才能使国家的政策在执行中更加科学化、合理化,正所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民野”。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采取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征求与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共商国事,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建国宗旨不会沦为空谈,这也是政令得否得到人民支持与拥护的根本原因之一。目前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不愿倾听群众的意见,例如在对待群众上访问题上,认为是“闹事”,甚至把群众上访列入考察部门、单位政绩与否的“—票否决制”。殊不知,基层群众上访,完全是对上—级党政领导机关的信任。拒听群众意见的结果,只会导致干群关系的紧张,民心背道而驰。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条规律:“今古豪雄,善始者繁,克终者寡”。
盖天地之道,日中必移,月满必亏,泽满则溢。人之道,泰则骄,逸则奢,骄奢既起,恶则随之,此所以召祸也。福则反是,所以积善得长享也。盖人之性,处艰困之中,莫不惕励恐慎。既得志也,则放逸纵情。故今古豪雄,善始者繁,克终者寡。霸吴者夫差,亡吴者亦夫差也。正如毛主席的一句名言:“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
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开始做得好的多如牛毛,但是能够始终如一、坚持到底的人却是少之又少。难道是因为打天下易、守天下难吗?他们在忧患深重的时候,必然竭尽诚意、礼贤下士,一旦得志,便放情纵欲、骄傲自大,傲视他人与法纪、竭天下之财富以饱一己之私欲。如能竭尽诚意、惕励恐慎、克勤克俭,那么即使是敌对强大的对手也能形成一个集诚集智、敬人敬业的团体;傲视他人与法纪、奢侈享受,那么骨肉至亲也会疏远得象过路人一样。即使用严酷的刑罚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恫吓人们,结果只能使人们图求苟且以免于刑罚,却不会怀念君主的恩德,表面上态度恭敬,可是心里并不服气,为此,人们反压在领导者身上的怨气、困难和责任却逐日增加,直至君主无法承负起不断累积的重担与压力,从而崩溃、失败或逃避责任。
综上所述,我有时不由纳闷:今天有几位领导者、企业家做到了“用师者王、用友者霸”呢?我却浅以为有不少领导者、企业家总是把将相之道反着来用,“用徒者亡”矣。他们与古之明君贤相施行王道、招揽人才的“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的智慧相比,真的相差了几百年吗?!或者说他们常常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富,却常常满足于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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