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防琐碎。他写道：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骨以求贤；诚使我皇上豁远达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必且默然深思，求所以宏济艰难者，此臣所谓防琐之风也。

 

二是去虚文。他写道：去岁下诏求言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闻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亚蒙允许，今皇上春秋鼎盛，须稍迟数年，再行刊布，昭示天下以敦崇实政，不尚虚文之意。

 

三是戒骄矜。他写道：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通人共之。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供其药厂，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得人才而用之哉。

 

左宗棠曾说他对曾国藩的“谋国之忠”是“百愧不如”（《左文襄公家书》）。曾以收复伊犁而闻名的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意气推崇尚且如此，那么曾国藩对国家的忠心，可想而知。

 

　　当然，曾国藩的此次上疏，除了表明其“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一片忠心外，其处世哲学的寻觅时机，也显见一斑。当时咸丰刚刚嗣位，其欲为一开明圣主的雄心方起，纳一大臣稍嫌逆耳的忠言以抚众臣，于己并无多大妨碍。曾国藩上疏前后，多已预料到最终结果如此，而这一疏，却成就了为君者的宽容，也美誉了为臣者的忠贞，时机的难觅，恐在于此。但话说回来，伴君又如伴虎，风险毕竟是存在的，直言陈上虽不至于有杀头之虞，却也有招致嫌恶之可能，假如咸丰帝心存芥蒂，以后给小鞋穿也足以能够断送曾氏前程的。所幸的是一切还好，曾国藩得的不是嫌恶而是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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