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虞氏招仁义以扰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骈拇》）人类受命取之于道，成性归之于德，道无差等，而“德总乎道之所一”。（《徐无鬼》）故以道观之，人应无高下贵贱之别，亦无君子小人之分。自圣人以仁义相倡，“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其虽“事业不同，名声异号”，而与“残生损性”则君子小人“一也”（《骈拇》）素朴是人类由道而德所成之性，而圣人“毁道德以为仁义”，（《马蹄》）“桎梏凿衲”（《在宥》）人的自然本性，造成了人性的严重异化，此实乃“圣人之过（《马蹄》）庄子将不可收拾的人心利欲冲动归咎于圣人对仁义的倡导，结论并不公允。他所服从的是《道德经》提出的道、德、仁、义、礼的逻辑结构系统，根本不可能知道社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庄子智慧

就仁义实行的实际情况看，庄子认为，“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骈拇》）“爱利出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徐无鬼》）仁义一旦成为禽贪者收名获利之器，它的虚伪性也就暴露无遗了。庄子以田成子“杀齐君而盗其国”为例，不仅对仁义的虚伪性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而且认为仁义不可能起到矫正民俗的作用。他说：“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胠箧》）退一步说，即使诚心行仁义，而这样的人也太少。“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胠箧》）

从人的观念的相对性看，仁义同其他观念一样，并不具备至上性。 《齐物论》云：“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肴乱，吾恶能知其辩！”将这种大有疑义的仁义观念高悬于人心之上，使人“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给素朴的人们添设了一种精神刑法，即“鲸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大宗师》）导致许多人为之殉名，“残生损性”。（《骈拇》）由上可见，庄子对圣人倡导仁义的愤疾之情可谓溢于言表，但若以此断定他绝对排除仁义，恐亦不当。在庄子看来，上古至德之世的人，“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天地》）是仁义本已存于道中且仅为道之一隅，今以一隅取代道之大全，使“道隐于小成”，（《齐物论》）故为贼道之举。如果一定要讲仁义，那也只应当从道的意义上讲至仁、至义。“至仁无亲”，“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无论孝之“过”与“不及”，皆不足以尽“至仁”之意，引而伸之，“夫孝娣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是以仁义只不过是一间简陋的茅舍，“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天运》）不值得过多提倡。显然，庄子在此为仁义留下了一席狭小之地，而这也是在仁义从属于道德的意义上被勉强认可的，故仁义不具备至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