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的基本课题：人的精神家园

庄子生活于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祸频仍的年代，各国间的战事连年不断。面对频繁的社会政治危机，各家各派都在寻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孔子以兴仁扬义为救世之方，孟子以仁政爱民为治国之道，墨子以兼爱非攻为平乱之术。然而这一切，实际上只有远益而无近利，并不能解决在位君王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所以孔子周游列国而到处碰壁，孟子之言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墨子之言，虽然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但却未曾见用于世。当时所看重并所见用者，唯兵家、法家与纵横家之术，即司马迁所谓“以攻伐为贤”。然而兵家、法家与纵横家只可争得一时之利，并不能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怎样才能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庄子认为：“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在宥》）“在”，即自在；“宥”，即自得。自在而自得，“不淫其性，不迁其德”，哪里还需要圣王君子费尽心神地治理天下呢？

绝圣弃知，攘弃仁义，恢复素朴，是谓“在宥”。“在宥”的要义在于民性归朴，民德归素。此乃庄子之救世之方。

在庄子之前，无论是儒家之孔、孟，还是道家之老子，抑或是墨家、法家，都只是从整体的意义上来探讨人、说明人、把握人，而从没有真正关心人的个体生命、个体意义、个体价值。从个体上关心人、把握人，在中国是由庄子开其始的。

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虽有济世之志，但任何救世之方都无由得施的时代，生灵亟遭涂炭，精神飘零而无处安顿，人的生命价值究竟安在？人的精神家园又在何处？这是一个时代课题，这一时代课题也正是庄子哲学的基本课题。

庄子的人生理想：精神的自由与静泊

以存在本身为存在的价值，此可谓取于内。然而这种内，这种自我、自身，绝不是杨朱的“为我”。为我者逐于利。君子求名，小人逐利。求名逐利，只会导致为物所役而不得解脱。所以这种内，这种自我，只能理解为精神上的自我。这种精神上的自我，就是个体人格的自在、自由与洒脱，就是个体精神的逍遥无羁。而求名逐利，残生伤性，必为外物所役，此可谓取于外。因此，庄子把人的精神上的自由与洒脱，看得比物质上的富有与满足更为重要。

卿相之位是多少人所梦寐以求的，孔子周游列国，不过是为了寻求施展自己治国方略的地位和权势。而庄子对如此尊位却不屑一顾，将做官为相比之为郊祭之牺牛。他宁肯做游戏于污渎之中的小猪，而不愿做郊祭之牺牛。原因正在于污渎之中的小猪，无忧无虑，逍遥自在，而郊祭之牺牛，却没有半点自由。宁愿生于贫贱而逍遥自在，不肯贵为卿相而为物所累，这就是庄子的性情，这就是庄子的人生追求。

将相位比作腐鼠，此种比喻，恐怕只庄子才可想得出。以鹓鶵自喻，表明庄子的人品是可等的高洁。尧让天下于其师许由，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逍遥游》）“鹪鹩之于深林，所求不过一枝；偃鼠之于大河，腹满即是其极。许由不求于名，不逐于利，于天下无所用，反而受其所羁，故而不受。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让王》）善卷春耕种而秋收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这不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人生境界。在这里，“心意自得”是最为重要的。他又怎么肯舍弃这种自得而为天下事费心劳神呢？这些人之所为，正是庄子的心理追求。庄子对这些人，当然很是赞赏，而对世俗利禄之士，则极尽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