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誙誙然如将不得已，而皆曰乐者，吾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虽然，无为可以定是非。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至乐》）

俗之所谓苦，当然不是乐，而俗之所谓乐，也不是真正的乐，所谓“乐极生悲”，乐总是暂时的，乐后还是苦、还是悲。所以庄子认为，无为才是真正的乐，“无为诚乐”，“至乐无乐”。坏事固然不是好事，好事亦非真正的好事，无事才是真正的好事。无事、无为、无乐，就在于能够保守心灵的淡泊与宁静。

有人以为，庄子的理想人格就是所谓的真人、至人、神人、圣人，此有失偏颇。真人、至人、神人、圣人，所突出的只是心性静泊的一面，此外还有精神自由的一面。庄子的人生追求，包括精神的自由与心性的静泊两个方面。

庄子智慧

有人认为，庄子的理想人格就是自然无为，就是人貌而天，就是“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德充符》）就是“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庚桑楚》）[8]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庄子并非纯任自然，他有自己的追求。他反对追名逐利，反对为物所役；他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洒脱，注重个体心性的宁静淡泊。自然者，是保守心性的本然状态；无为者，是于物欲而无为。“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也不过是于物欲而不动于心。如此即是所谓“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齐物论》）“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天地》）“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应帝王》）如此，才是所谓的自然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在宥》）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之性命之情就在于兴仁行义。与孟子不同，庄子认为，人性自由而自在，人之性命之情就是自然英发、虚静恬淡，就是不为物累、不为物役，就是天机洞开、天性飞扬。“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养生主》）“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马蹄》）野鸡生于自然之中，环境艰苦，时常食不果腹，然其逍遥自在，天性飞扬，决不肯被拘于笼中。对马而言，“义台路寝”比起“龁草饮水，翘足而陆”，环境固然优越多了。但后者逍遥无拘，想龁草时则龁草，想饮水时则饮水，想驰则驰，想鸣则鸣，其中之自由自在又岂是“义台路寝”所能比？动物尚且如此，人又何其不然？社会的束缚，世俗的偏见，个人的虚荣，足以使一个人感到强烈的威压，足以使一个人感到窒息，并从而发出人不如物的感叹。“庄子与惠子游于豪梁之上”，而感叹鯈鱼出游之从容。庄子真正羡慕与追求的就是游鱼、野马、大雁的生性。他多么想像游鱼、野马一样地生活啊！“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齐物论》）他多么想成为一个栩栩然的胡蝶啊！多么想像野马一样狂奔，像蝴蝶一样展翅，像游鱼一样悠然从容！游鱼、野马、蝴蝶的天性就是自由、自在、而又逍遥。庄子对于游鱼、野马、蝴蝶的赞颂，就是对于自由、自在与逍遥的赞颂。《逍遥游》作为《庄子》一书的首篇，所倡导的正是一种人生境界，这才是其微言大义之所在。

在庄子看来，人类的烦恼与不幸并不是自然界造成的，而完全是人类自己铸就的。实际上，庄子把个性的自由与逍遥看得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更为重要。庄子宁愿贫贱而不肯贵为卿相，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所以，庄子所倡导、所追求的人格，决不是纯粹的无为，也不是无所好恶、无所追求的自然。自然无为是针对于名利而言的，自然其实并不自然，无为本身即是有为。这种有为，就是不为物欲、名利所动，就是精神的自由、自在与洒脱，就是心性的宁静与淡泊，就是天机洞开、天性飞扬。就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就是“胜物而不伤”，（《应帝王》）“不以物挫志”，（《天地》）“不以物害己”。（《秋水》）

席勒认为，“只有当人是充分意义上的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并且只有当他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全的人。”（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十五封信）在文明社会，物对于人的统治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终日为功名利禄所困扰而不得解脱。人创造了物，本该是要物为人服务，现在人却要为物而奔忙。物与人的关系被颠倒了。并且人自己也成为上足了发条的钟表，只是身不由己地、无休止地、没有思想地做着机械运动。物，不仅成为统治人的东西，并且人本身也成了物件，成了机器和碎片。庄子高举逍遥游的旗帜，其根本意义就在于对抗物对于人的统治。所以庄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正是人的最高境界。这种人生境界的到达，标志着人格真正意义上的圆满与完善。

（责任编辑：堇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