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庞涓的忠君思想，在桂陵之战中就有所表现：在桂陵之战中，田忌、孙膑为疑误魏军又派轻车锐卒直攻魏都大梁，以激怒魏君，让他逼迫庞涓回军来救。因此，笔者认为魏军在桂陵中伏并不完全是庞涓的责任。庞涓作为魏国久经沙场的大将，对齐军布置的种种假象应有所警惕，但魏王急令他回军，本着“君命不可违”的忠君思想，庞涓只能率军快速回援，这就直接导致了桂陵之战魏军中伏惨败。至于马陵之战后庞涓羞愤自杀，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二：其一，庞涓在马陵之战魏军再次中伏惨败后，认为自己在战争中无法帮助主帅太子申赢得胜利，反而丧师辱国，上无脸回国面对君父，下愧对跟随自己的将士，因而自杀；其二，桂陵之战庞涓曾为孙膑所俘，后被放回，眼看现今又要被老同学、老对手所俘，心里羞愧不堪，因而自杀。

反观孙膑，在他的性格品质中，始终贯穿着一个“诡”字。首先，当庞涓将其迫害至残后，孙膑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伪装发疯，整日与猪同食、同住，胡言乱语以麻痹庞涓。当庞涓警惕性下降，放松了对他的看管时，孙膑利用机会，联络前来的齐国使者，最终得以保全性命。他这种“隐忍”的性格，这种“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思想，也为他日后的“名扬于诸侯”奠定了基础。其次，在桂陵之战前，齐威王曾想任命孙膑为主帅，但被孙膑以“身残”为由推辞，而给田忌当军师。他知道自己任主将势必会引起庞涓的警惕，而让田忌为将则能让庞涓麻痹大意，使自己的伏兵之计为庞涓所不备。桂陵之战庞涓率部被伏击，看见齐军中有“孙”字军旗，才知道自己是中了孙膑的诡计。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孙膑这种“诡”的性格，对其战略思想和战术部署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孙膑这种“诡”的性格，最后还表现在：齐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始终支持孙膑的田忌，在内部斗争中失败，被迫逃去楚国，此时孙膑能够审时度势，充分利用自己的“诡”，使自己全身而退，避免了为政敌所迫害。就这一点而言，孙膑就比其祖孙武之不得善终强了许多。在“诡”的同时，孙膑还具有为将之道所必需的宽厚大量的大将风度。这表现在：齐魏桂陵之战，齐军伏击并全歼了魏军庞涓所部，生俘庞涓。此时孙膑并没有斩杀庞涓以报自己被其迫害致残的深仇，而是念及昔日同窗共习兵法之谊，将其放回魏国。这虽然违背了自己“覆军杀将”方是全胜的歼灭战思想，但从中充分体现了孙膑宽宏大量的大将风度，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庞、孙二人的性格品质虽然对齐魏桂陵、马陵之战的胜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对这两次战役齐胜魏败影响最深的应当是作为统帅庞、孙二人截然不同的战略思想。者进行进一步的比较、分析。

（三）庞、孙二人的战略思想对战争的影响

古往今来，战场上双方指挥员不同的战略思想，往往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战国中期的齐魏桂陵、马陵之战亦是如此。笔者拟从三个方面来比较庞、孙二人之间的差异，从而总结出二者在战略思想上的异同对战争的影响。

首先，在战争方式变革方面。春秋及其以前的战争，大都在一个战场，一次决战中决定胜负，所以战略与战术，往往合而为一，难以划分。战国以来，情况大不相同，战争的时间大为延长，战争的空间、范围扩大，因而在战争指导上，就产生了全局与局部、战略与战术的区别。这种战争方式的变化，就要求将帅更新自己的观念，及时跟上战争发展前进的步伐。孙膑把自己“必攻不守”的战略思想看作是关照各个战场、各个阶段、带有全局性的战略指导思想，而且把它与权、势、谋、诈等结合起来，贯彻到战术思想中去，这是完全符合军事发展规律的。而庞涓却没有及时更新自己的战争观，仍然把战略、战术合而为一进行考虑。就魏围邯郸最后克之而言，庞涓仍把灭赵的战略思想当作自己的战术思想，表现在魏围邯郸一年后克之。从战争学角度而言，庞涓已然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