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虽然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寸土必争，但是由于双方军事力量的悬殊，日军在战争初期的进攻势头很猛，进展也非常迅速，7月29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失守。中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此时的南京是民国政府的首都，蒋介石的总统府里浓荫蔽日，如往常一样宁静而神秘，而最高军事委员会正在这里进行着一次绝密的军事会议。

蒋介石在会议上提出，当迅速歼灭日军盘踞在长江流域的日本海军舰船和海军陆战队。此时，中国长江流域的日本海军分为两股，一股盘踞在上海，另一股则游弋在长江中上游。会议决定分别对这两股日军实施决定性打击。这一重要举措，除了痛击日本海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战略目的。

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介绍：当日本军队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准备按照当年清朝军队入关的路线。占领北京和天津以后，从北方南下，一路沿津浦线往南京打；一路从山西、陕西往四川，包抄后方。这样对我们中国形势很不利。为了打破日本这种战略方针，我们必须把日本军事战略的矛头从北方拉到南方来。所以国民政府就召开军事会议，确立战略方针，就准备对上海日军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进行突然袭击。这样把日本的战略矛头从北方拉到南方来。

我军的目标是痛击日本海军的同时，吸引日军主力南下。为达成这一战略目标，关键的一步是必须封锁江阴要塞。江阴要塞江面是长江上最狭窄的一段江面，封锁了江阴要塞就切断了日本驻沪海军和游弋在长江中上游日本海军的联络，长江上的日军舰船将成为瓮中之鳖，歼灭了长江中上游的日本海军之后，中国军队再回头消灭孤立无援的驻沪日本海军。

蒋介石又签署命令：迅速加强江阴要塞岸上的炮火密度，破坏江阴一带长江水面的航路标志，在江面通道布置沉船使之堵塞，并布设密集水雷，相关部队进入一级战争状态。

会议在8月5日进行，封锁要塞的命令很快下发到作战部队。8月8日，蒋介石收到战报。江阴要塞并没有封锁住日本的舰船和海军陆战队，其唯一的战果仅仅是扣留了两艘日本小商船：长阳号、大贞号。

原来，8月6日、7日，重庆、宜昌、武汉、九江、南京等各港口的日本军舰、商船均开足马力驶往长江下游，冲向江阴要塞。而此时江阴要塞部队的封锁行动还没有全部展开，一时措手不及，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军舰和商船扬长而去。

与此同时，长江流域各港口城市的日本侨民也突然停止一切工作随日本舰船逃离。8月6日、7日这两天中，冲出江阴要塞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共有30多艘。

这样，由最高军事委员会策划决定的这次分割包围、瓮中捉鳖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一切现象表明，日本人一定是事先获得了情报，不然不可能如此迅速地作出反应。

对此，蒋介石既震惊又恼怒，他责成南京警备司令部的“外事组”立刻介入调查，必须查出泄密者。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 副馆长介绍：1937年南京警备司令部的外事组，是属于警备司令部特勤二中队下面的一个机密小组。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付日本使领馆的间谍活动。也就是说是代表中国方面进行反间谍活动。那么长期以来，这个小组对日本使领馆进行了监视、刺探情报等特务工作。

他们的队长、组长叫丁克勤，他是一个老牌的特务人员。但是这个外事组呢，它不是国民党中统或军统特务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而是警备司令部所属的一个间谍组织，反间谍组织。

事关重大，“外事组”立刻展开工作。但是从会议上的决策到最后命令的下达，其间要经过很多道环节，也就是说这些环节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泄密者。那么到底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呢？

首先，参加这次军事会议的军政大员有汪精卫、何应钦等人，虽然他们有不同程度的亲日倾向，但是以他们在国民政府中的显赫地位是断然不会泄密的。

此外，会议上还有少数几个行政院的机要秘书，他们泄密的可能性似乎也不大。

那么嫌疑较大的就是江阴要塞的少数中低级将领以及译电员、抄送官员等等，他们都成了怀疑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