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逢烽烟起，重聚失良机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入山海关，战争的烽烟日益逼近古老的北平。六天之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正式决定自1月31日起，将国宝分批迁往上海，《快雪时晴帖》自然首当其冲。

最终确定在2月5日将第一批文物运往上海。当时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的庄尚严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临行前，庄尚严忽然接到一位老友的邀请，要在家中设宴为他饯行。

请客的人叫郭葆昌，号世五，从前是袁世凯的“账房先生”，官拜九江关税监督。郭世五本人是个大收藏家，据庄尚严回忆，“那天吃的是一顿别致的火锅……饭后并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赫然有中秋、伯远二帖。”

《中秋帖》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的作品，米芾在《书史》中盛赞此帖“运笔如火著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通常认为，现在传世的这幅《中秋帖》并非王献之真迹，恰恰是米芾所临。

《伯远帖》则是王羲之的侄子王珣所作，此帖是“三希”中唯一的，也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

久藏深宫的“二希”怎么会落到郭世五的手中呢？原来，溥仪出宫之前，敬懿老太妃已偷偷把《中秋帖》和《伯远帖》转移到了自己的寿康宫，又在出宫的时候把它们带回了娘家。因为“二希”名气太大，敬懿不敢把它们卖到琉璃厂这样的大古玩市场，而是叫亲信太监把两帖卖给了后门桥一家小小的古玩店“品古斋”，郭世五就是在那里和“二希”不期而遇的。

失踪近十年的“二希”，竟在这么个时候重新现身，庄尚严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快雪时晴帖》此时还没有运出故宫，在庄尚严看来，“三希”重已经是近在眼前的事了，可郭世五并没表示出这种意愿，只是将儿子郭昭俊叫到身边，当着三位好友许下诺言：“名物应归国有，余暂守之，已立遗嘱，将来与所收历代名瓷，统捐故宫博物院中。”

1933年2月5日夜，从故宫到前门火车站全线戒严，一大批板车停在了神武门广场上，故宫首批2118箱文物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装上了车，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故宫，离开了北平。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四批故宫文物先后运到了上海。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13000多箱故宫文物，在上海法租界一座天主教堂里安然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饱尝颠沛苦，舍子护国宝

1937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伯驹在郭世五家中见到了国宝《中秋帖》和《伯远帖》。

张伯驹知道，郭世五买下“二希”的目的与自己不同，“其旨在图利，非为收藏”。他立刻请北平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与郭世五商谈购买“二希”的事。信誓旦旦“名物应归国有”的郭世五，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说好以二十万元的价钱，将“二希”连同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图》轴、蒋廷锡《瑞蔬图》轴一并让与张伯驹。

此时的张伯驹刚刚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手中购得陆机的《平复帖》，资金一时难以周转，只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这批天价书画，商定首付六万，余款一年付清。郭世五知道张伯驹是个君子，也就痛快答应了下来。

然而，就在那个夏天，“七七”事变爆发了

由于金融封锁，张伯驹的银行账户被全部冻结，他全家也只能辗转入秦，躲避战火。自知不能履行“一年付清”的承诺，张伯驹只留下《上阳台帖》等四幅书画带在身边，而将价值连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原样退还给了郭世五。

与“二希”一样，《快雪时晴帖》的命运也再次被战争改写了。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军上海。8月14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在长江码头装船，准备从水路运往汉口。这批文物只有80箱，却是珍品中的珍品，《快雪时晴帖》也在其间。徐森玉和庄尚严师徒二人再次临危受命，随同命运多舛的故宫国宝踏上了漫漫西迁路。

第一批80箱文物在日寇的连天炮火中艰难前行，从汉口到武昌，从武昌到长沙，从长沙到桂林，从桂林到贵阳……短短半年时间，国宝辗转了大半个西南。往往是文物前脚离开，存放地点后脚就遭到了轰炸。

1939年1月，这批国宝终于在贵州的安顺县城外找到了自己临时的家“华严洞”，洞深壁厚，又不潮湿，且藏于密林深处，十分安全。此后的五年，纵使外界炮火连天，安顺几次告急，故宫文物仍是安然无恙。

1944年秋天，就在《快雪时晴帖》回到华严洞后不久，贵阳、柳州相继失陷，安顺告急。80箱文物被迫又一次踏上了迁徙之路，这次的目的地是四川巴县。

这是西迁途中最为艰难的一段路。路虽不长，但苦于蜀道之难，且这一路全是崇山峻岭，多有土匪出没，徐森玉、庄尚严一行人虽然万分小心，还是在出发后不久被西南最大的“袍哥”头目截了下来。

徐森玉只得亲自前去谈判，说好任其“出价”，只求保得国宝平安。那为首的大“袍哥”只提了一个条件：要徐森玉将长子徐伯郊送来做自己的“徒弟”———徐伯郊当时正在上海的兴业银行供事，大“袍哥”要他来做人质，显然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徐森玉闻言犹如五雷轰顶，但在爱子与国宝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徐伯郊接到加急电报，以为是老父亲身体有恙，日夜兼程赶到安顺才知道是父亲拿自己作了“抵押”。“但是大舅舅深明大义，二话不说上山拜了大‘袍哥’。他见多识广，又能言善辩，一上山就拍胸脯、打包票，说抗战胜利后就给大‘袍哥’当干儿子，以银行家的身份保他们一世荣华富贵，哄得‘袍哥’们眉欢眼笑，没多久竟放大舅舅下山了，还叫他转告我外公：我保他此行一路平安！”徐森玉的外孙王圣贻回忆徐伯郊的往事时说。

两个月后，身心俱疲的徐森玉终于将80箱国宝平安运抵巴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