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时教授还细心地发现在濮阳45号墓蚌壳虎的腹部,有一堆散乱的蚌壳,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是蚌壳塑后多余的蚌壳,是古人随意丢弃在那里的。但是,冯时教授发现,这堆位于虎腹下的蚌壳,与曾侯乙墓中虎腹下的火形图案正好可以相互印证,完全是精心摆放的“星座”。将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中的图案与曾侯乙墓漆箱盖上图案对照,它们反映的内容完全一致,因此只能有一种解释:蚌塑图像就是一幅“星图”!
以胫骨作北斗斗柄
据当年的发掘简报,当时与M45号墓同时发掘的,还有M31和M50号两座墓葬。M50共葬有8人,屍骨淩乱;而M31仅葬一孩子,骨架恰恰少了两根腿骨。冯时教授说,屍骨没有胫骨,而墓框大小正好是没有胫骨的尺寸,这意味著一定是这孩子先被截掉胫骨后再被埋葬的。古人认为南象徵著天,司掌夏至的神住在那里。于是古人把这个处于天的位置,象徵夏至之神的腿骨截下来作为北斗的斗柄。31号墓与45号墓与中间的第二组、第三组蚌塑恰恰在一条南北子午线上,虽然相隔20米,但却可以看出是一个整体。显然,45号墓中的蚌塑星图,再现了当时的实际星空,体现了古人以恒星授时并与测量日影相结合的深刻寓意。
证“二十八宿”源于中国
二十八宿之说在天文学中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然而,在人们广泛接受的同时,一些不解之谜也始终困扰著人们:远古的人类在创立这一恒星体系的时候,为何要选取二十八这一数位呢?划分二十八星宿的标准是什么?这一创意究竟是什么时代、在何处诞生的?等等。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二十八星宿的起源“印度说”和“中国说”之争。中国的著名的学者夏鼐先生坚持认为二十八星宿起源于中国,并根据文献资料进行了严密的推导。夏鼐先生的理论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但这一结论却一直缺乏实物的有力证明和支撑。反对“中国说”的人认为,中国的二十八星宿对应的左青龙、右白虎的四象之说,仅仅是中国汉儒的附会。
实物证据:曾侯乙墓编钟
1977年,湖北发掘出一座战国曾侯乙墓,其中的编钟轰动世界。然而,之后在一只漆箱的盖面上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乙66号箱盖上绘有一幅彩色的天文图,画面中间是篆书斗字,四周清楚地写著二十八宿的名称。冯时教授说,曾侯乙墓的星图当时非常轰动,它实际上提供给我们除了文献之外的二十八宿起源的一个考古实物证据。漆箱盖上中央那个特别大的“斗”字,分别向东西南北特意延长了四笔,而这四笔正好指向二十八宿四宫的四个中心宿。这四宫反映了古代的天官理论,就是后来四象的象徵。曾侯乙墓的年代是在西元前433年左右,与之相呼应的是,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也出土了春秋时期的虢国铜镜,铜镜北面的图案几乎与曾侯乙墓的图案如出一辙。此二图的发掘,证明了西元前五世纪初或更早,中国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并非汉代儒生的附会。
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无疑要经过漫长的历程,它的源头肯定要早于战国时代。那么它的上限可以追溯到什么年代呢?整整10年后,濮阳西水坡的惊世发现回答了这疑问:这里不但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龙虎图形,也是中国天文学史的一个重大发现。
四象系统的早期图像
古人将黄赤道带附近的星空划分为四大部分,并各由一批星官组构而成,合称四象或四灵等。汉代著名科学家张衡曾说:“苍龙连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这就是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四组图像。其中北方是由麒麟经过漫长的演变后成为“玄武”的,远古北方的“形象代表”就是鹿形、牛尾、独角的“麒麟”。
在中国传统的星象观念中,北极星是君主的象徵。而北斗七星围绕著北极星旋转,终年不会没入地平线。民间认为,一切节令均与北斗的位移有关。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称:“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古人把天空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宫,中宫的主要星象就是北斗七星,东西南北四个宫各管辖著七星,即二十八星宿,为便于识别和记忆,古人分别用龙、虎、雀、麒麟(玄武)四种动物命名,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四象。
龙、虎、鸟、麒麟分别被认定为东、西、南、北4组恒星的总体形象是不存在疑义的。但是,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中的蚌壳塑龙、虎,是否只是一种偶然?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认为,这绝非巧合!就在45号墓南边不远处,有同属于45号墓主人的两组依次被称为2号和3号蚌图遗迹出土,2号遗迹中有龙、虎、鸟和麒麟四图像,3号蚌图中也有虎和人骑龙等。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濮阳45号墓就是四象系统中的早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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