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李献功渐渐走远的背影，刘振春心里突然升起一种莫名的感觉，他似乎感到，自己正与一次重大的历史发现失之交臂。

离开刘振春家后，李献功打算去趟吉林，让《寻宝》节目的专家帮他鉴定一下这块神秘的金牌。然而，怀里揣着金牌的李献功如今已是负债累累，别说是出远门，就是从索伦到乌兰浩特的路费也很难凑齐。这时他想到了在乌兰浩特工作的他一个堂弟。

李奎功，兴安报社记者，那天他正在单位写一篇报道，李献功来到办公室找到了他。

借到钱后的李献功，独自一人登上了开往吉林的火车。

来到吉林，李献功找到了一位同村来吉林打工的朋友后，就立刻赶往吉林电视台《寻宝》节目的鉴定现场，在人群中他看到了经常出现在电视里的那位白头发的专家。

在李献功看来，吉林电视台的两位专家已经是相当权威的人了。这块金牌连他们都无法鉴定，恐怕真的就没有人能够鉴定出来了。也许这块金牌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它不过就是一块纯度不高的劣质金牌而已。没有得到任何鉴定结果的李献功，只能坐车返回乌兰浩特。

吉林之行，李献功不但没有找到让金牌价值得到提升的理由，反而搭进了几百元的路费，本来已是生活拮据的他，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为了能将金牌尽快换成现金，李献功再次委托朋友帮他寻找买家。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告知了朋友们，这块牌子是一块金牌。如果找不到好的买家，就打听一下把牌子熔化掉，单卖黄金看能值多少钱。

自从李献功走后，刘振春并没有放弃对金牌线索的进一步寻找。几周后，各地博物馆和文物站相继传来消息，都说没有类似的文物被盗。

这样的结果让刘振春不得不重新考虑他当初作出的判断。

刘振春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考古人员在给出土文物进行编号时，只会使用毫无腐蚀性的天然颜料，在文物不起眼的底部或侧面做上标记。而金牌上的“张字九十六号”分明是用利器，一笔一画刻在黄金表面上的。任何一个文物工作人员是绝对不会在如此珍贵的黄金物品表面破坏性地做上标记。

刘振春十分懊悔自己当初轻易做出的判断。他从电脑里调出那天给金牌拍的高清晰度数码照片，将“张字九十六号”的笔迹与那些神秘的文字放大，进行对比。他惊奇地发现，虽然两种文字在雕刻的精细程度上有明显区别，但是在两者雕刻方法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点！

这两种文字的每一笔都是用若干个小的笔触组合而成的。如此相似的笔触和雕刻方法难道仅仅是偶然或者是巧合吗？如果要不是巧合呢？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刻写“张字九十六号”与刻写神秘文字的，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那个人应该就是800年前一位姓张的雕刻工匠。

虽然刘振春的推断有事实依据，并且合乎逻辑，但是最初影响他做出第一种错误判断的并不是字体，而是那个简写的“号”字，如果刻写两种文字的是同一个人，那么如何解释这个简体的“号”字呢？刘振春再次陷入了迷惑。

之后的几天，各个博物馆和文物站陆陆续续传来了更加详细的信息。虽然他们还无法对金牌上神秘文字的内容做出翻译，但让人激动的是，各博物馆把这块金牌的历史年代都大体一致地定在了元朝初期。刘振春感到这块金牌距离成吉思汗的那个年代越来越近了。

2001年3月25日，刘振春得到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在上海某博物馆工作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牌子上的文字是元朝初期只在朝廷内部通行的一种官方文字，他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时间都极其有限。正是因为它的少见与稀有，能认识和翻译它的人很难寻找。这位朋友在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后，找到了这种神秘的文字的名字，它叫做 “八思巴文”。

刘振春听到“八思巴文”几个字时，并没有觉得十分陌生。他感觉自己曾经听说过这个名字。刘振春努力地在记忆中搜索，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人。

江川，原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文联副主席，退休后开始专心研究元代历史，曾经对古老的八思巴文有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刘振春觉得这块金牌似乎和自己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万万没有想到，转了这么一个大圈后，能够揭开金牌上秘密的人竟然就在自己身边。

就在金牌的秘密渐渐浮出水面的时候，让刘振春意想不到是，李献功正在做着一件对金牌毁灭性的事情。

因为这次李献功提前告诉了朋友们金牌的事情，很快就有人帮他找到了买家。愿意收购金牌的是位于乌兰浩特闹市区一家不大的金银首饰加工店，店主答应以黄金的市面价格收购整块金牌，但条件是，必须在总价上扣除一千元钱作为熔化金牌与提取纯金的加工费。

朋友帮李献功算了一笔账：这块金牌总重470克，黄金含量占48％，也就是含有225.6克的纯金。当时黄金的市面价是每克80元人民币，在扣除1000元的加工费后，还能拿到17000多元钱，听到了这个数字，李献功开始动了心，因为这个价格比刘振春和张国林开出的12000元价格整整高出了5000元，这笔钱可以让他还上大部分的外债了。想到这里李献功爽快地答应了条件。